渭河上的航运和渡口

「本文来源：宝鸡日报」

自古以来，渭河就是宝鸡人乃至关中人的母亲河，不仅润泽和养育了数百万勤劳朴实的宝鸡儿女，而且产生和孕育了底蕴深厚的渭河乃至黄河文化，为华夏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及重要组成部分。 　　从周初开始，渭河上就有了通航的历史，周建都岐邑（岐山周原），从都城通往东部各地和中原地区路途遥远且崎岖不平，人员来往和运输极为不便，就开始用船从渭河水道运送，日益频繁，形成一条不可或缺的运输途径。到了春秋时期，渭河船运愈加兴盛。《左传》记载，秦穆公十三年（公元前年），山西大旱，灾民遍野，“秦输粟于晋，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命之曰泛舟之役”。是说时为救济灾民、通过渭河和汾河把粮食从关中运到山西，史称泛舟之役。这是我国历史上初具规模的内陆河流航运之起始和发端。《淮南子》也有“渭水多力宜黍”的记载，是说渭河兼有航运和灌溉之利。汉代及其以后，渭河已成为东西运输交流和沿途人员来往及运送物资的重要航道。《史记》记载：“汉都关中，引渭穿渠三百里至黄河，年运漕粮百余石。”《汉书》中说：“高祖时，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亦靠渭河水道。”杜笃在《论都赋》中也记述：“造舟于渭……东横乎大河”，“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沧海，西纲流沙”。以上文献都记载了汉时从关中通航到渭河下游直至中原地区的情景。 　　隋唐及宋、元、明、清时期，渭河航运更为兴盛发达，并在沿途虢镇、眉县、兴平、咸阳、草滩、交口等地设立停泊口岸，上下人员和物资。《大唐六典》卷七《工部·水部郎中》对此作了详细记载，说京都长安附近的渭河和周边“洛、汾、济、漳、淇、淮、汉皆互达方域，通济舳舻，其中渭河沿岸建有广通仓、长安仓、渭南仓等仓库，储存漕粮”。北宋时，将陕西漕粮通过渭河和黄河运至都城开封，《宋会要·食货》记载，为适应越来越繁忙的航运，在眉县斜峪关建立了造船厂，年产木船余只，供渭河航运之需。《河渠纪闻》中有“尝由开封运粟溯黄河达渭以给陕西”的记载。清代时，陕西向朝廷的贡赋也是从渭河水道转运京城或指定地点。 　　民国时期，渭河仍是关中通往中原及黄河中下游的主要航道，年出版的《陕西水利概况》记载：“渭河航运最著关中”，“上行货物以盐及炭为最多，洋广杂货次之，下行货物以棉花为最多，药材、牛羊皮次之。咸阳至虢镇一段大水始可通航，长约二百里，流急水浅，仅可通行载重千斤之小船。宝鸡以上，间有木筏下行，运输木材。重要停泊口岸有三河口、白阳寨、交口、草滩镇、咸阳、兴平、眉县、虢镇等地。”年陇海铁路通到宝鸡后，渭河航运日渐衰落。年宝鸡峡引渭渠通水后，由于水量减少，渭河宝鸡段失去了航运能力。 　　渭河上的航运，除上下游之外，两岸来往，因没有桥梁，除冬季水小时搭便桥过往外，历代以来，夏秋季水大时一直靠船摆渡，并在沿途交通要道和人员稠密地段设立了渡口，以方便两岸人员来往和物资运输，还由眉县红崖头村木匠打造和修理船只，供人们使用。多年来，宝鸡境内渭河上使用时间长、人员过往频繁的渡口从西往东主要有毛家庄、拓石、小川、胡店、铁家岭、南山、竹园、坊塘、营头等39个。这些渡口，大多数已沿用千年以上，有的直至上世纪80年代还在使用，为群众过往提供了极大便利。在这些渡口中，最著名的是位于宝鸡南关的宝鸡渡，古称陈仓渡，为秦、陇、蜀之交通要津，关中通往四川、甘肃都要从此通过。历史上秦惠公伐蜀取南郑，汉刘邦度陈仓定三秦，蜀魏陈仓之战，都是进出大散关，往返陈仓渡。年陇海铁路和西汉公路相继通车后，宝鸡古渡又成为公路渡口，运量不断增大，特别是全面抗战开始后，两岸待运货物迅猛增加，为适应形势，随即购买20吨大船4艘、7吨小船6艘，昼夜不停摆渡汽车及各种货物。与此同时，上游林家村和下游郭家崖渡口也购买大船运送人员和物资。随着抗战形势发展，宝鸡随即成为支前转运和抗击日寇的重要后方基地。用船摆渡汽车和货物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运输需求，即于年在渡口处架设一座木桥，次年又在下游汉中路南端架设一座载重7.5吨、专供汽车过往的桥，此后宝鸡渡就失去作用而废弃了。 　　解放后，除南关宝鸡渡外，分布在宝鸡、岐山、眉县、扶风的其他38处渡口仍一直使用，时共有船只艘，除了平时运送人员走亲访友、跟集赶会、买卖商品、拉运货物外，主要为沿岸农民务农耕作和副业生产服务。年，渭河上架设了八座大桥，位于桥梁上下的18个渡口渐次废弃。年到年，渭河上又陆续修建了二十多座桥梁，随着桥梁建设步伐加快，便捷顺畅的桥梁代替了渡船，延续千年用船摆渡运输及渡口便完成了历史使命，成为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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