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建立后,完善郡县制促进城邑发展,浅谈

秦汉时期，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国家得到统一，开启了以地缘制度为依据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由于秦代统治时间较短，实行“坠名城”拆毁关东诸国的名城大都的政策，并未进行大规模城邑建设，又经历秦末数年战乱纷争，西汉建立后，汉初曾有大规模筑城活动，长期大一统局面使社会环境整体上较为稳定，郡县制的发展也更加完善，为城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该时期城邑主要研究西汉时期城邑。

城邑分布及特点

依据观察秦汉时期关中及周邻地区城邑遗址的整体分布情况，可以发现该地区城邑共35座，以长安城为中心呈内外两环分布，内环为13座（包括长安城在内），外环有22座城邑，主要分布在渭水及其支流沿岸。长安城所处之地，在西周时期曾是丰京镐京，秦定都咸阳为宫苑区，西汉在此定都，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位于渭河南岸约三公里，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总面积约万平方米。

内环城邑呈现紧密围绕长安城分布的态势，以渭水为界，北部城邑数量多，分布较为密集，南部相对较少，分布相对稀疏。渭水北部的9座城邑中阳陵邑故城、茂陵邑故城、株阳故城、长陵邑故城、平陵邑故城为第三等级，安陵邑故城、双照城址、关山城址为第四等级以及等级不明的渭城故城。渭水南部3座城邑中霸陵邑故城与杜县故城为第三等级、新丰故城为第四等级,城邑分布更为均匀分散。

内环城邑中等级较高的城邑几乎都为诸陵邑县城，这些陵邑城多集中在长安城的北部渭河两岸地势较高的冲击平原上，具备一定的防御功能。从诸陵邑的分布来看，茂陵邑、平陵邑、安陵邑、长陵邑、阳陵邑和株阳县故城（万年陵邑）一字排开，还有位于南部的霸陵邑和杜陵县故城。此外，还有第三等级的杜县故城以及第四等级的新丰故城、关山城址和双照城址。陵邑城以及这些重要城邑与长安城一起构成了司隶地区，至整个汉帝国境内最重要的城邑群，共同承担着都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功能。

其中第三等级的茂陵邑地处长安城通往西北的交通大道的枢纽。“从长安出发至渭城，向西北行，经平陵、茂陵、好畤、漆县、安定、萧关至安定郡治高平，便是汉代长安通往西域的北路。”据史载，“茂陵，武帝置。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汉武帝曾多次徙民于茂陵邑，徙民多为关外官宦世家和富豪家族，经济基础较为雄厚，还使之人口数量位于诸陵邑城之首，表明了茂陵邑在护卫都城长安的重要性，在经济上支持长安城的同时也有抵御匈奴从西北方边进攻长安的军事意义。在其东部不远处分布着第三等级的平陵邑、第四等级的双照城址以及等级不明的渭城故城，均分布在长安通往西域的北路，这三座城邑与茂陵邑一起控制着通往西北的交通要道，亦护卫都城长安。

第三等级的长陵邑位于长安城的北部，两城相距只有十五公里，有直通的渭桥与横桥进行交流，人口稠密、商业发达。汉文帝六年时，为防备匈奴进攻长安，曾驻军棘门，以扼横桥。长陵邑的军事价值极为重要，匈奴要攻击长安城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军队出征、物资输送的要道，在抵御和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故遂成为都城长安的北门锁钥。第四等级的安陵邑紧邻长陵邑，也处在通往长安东西大道上，水陆交通都比较发达，战时可以快速支援长陵邑，二者一起控制着长安城向北通往甘泉宫的驰道。

第三等级的阳陵邑在长安城的东北部，两者有渭桥连接，地处交通要冲，向东北可至高陵、株阳、蒲津道，东渡黄河，北通汾晋，是防范匈奴南下入侵关中战略要地，向东可至崤函通道。第三等级的霸陵邑，位于长安东部，秦昭襄王时设芷阳县，汉改为霸城，所在之地古称霸上，自古以来就是一处军事要地。万年邑（株阳县故城），原秦都城株阳城，与关山城址地处临晋、蒲津道，是长安至河东郡交流必经之处，同时也是抵御北方匈奴入关中的要道。杜（陵）县故城，原为秦杜县故城，汉在其故城基础上复建而成，地处长安通往汉中、巴蜀的重要通道子午道上，汉高祖时期，“从杜南入蚀中”，即从杜县故城之南进入汉中，同时也是目前为止长安城南部的唯一一座城邑。第四等级的新丰故城，位于长安城东部偏北渭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上，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战略位置也十分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西汉时期以陵邑城为主的内环城邑群与长安城关系十分密切，周边城邑如众星捧月般环绕着中心城邑长安城，且城邑等级规模高。伴随着陵邑城的建设，大量的关东民众进入关中地区奉养陵园，充实了关中人口，促进了社会的生产与发展，同时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长安城的政治地位。这些城邑占据了长安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在长安城周边形成军事拱卫，具有卫星城的作用。

外环城邑多数分布接近关中盆地甚至“三辅”地区的外围边缘地区，多分布在渭河北岸。其中瀓邑故城、夏阳故城为第三等级，关中盆地东端的陶家庄、京师仓城、华阴故城、拜家城址、和北端城南城址、重泉故城、频阳故城、云陵邑故城、番谷县故城以及西端的邰县故城、美阳故城、马超岭、南古城、杜阳县故城、隃糜故城均为第四等级以及等级不明的好畤故城、吕家村城址、定城故城、陈仓县故城以及居安城址，这些城邑的分布较为分散，且除了瀓邑故城、夏阳故城等级较高，其余等级较低。

关中盆地东端位于渭水下游与黄河交汇处附近的城址形成一小片城邑集群,由陶家庄、京师仓城、华阴故城、拜家城址、吕家村城址和定城故城组成。其中京师仓城，位于渭水入黄河处，发现的大量有“华仓”“京师仓当”、“与华无极”的文字瓦当，是关东向关中转运粮食的重要中转站，也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一处西汉粮仓建筑遗址。在其偏南的华阴故城，地处“华阴平舒道”，水陆交通发达，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汉高祖时置华阴县，《史记平准书》载“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以加强京城的漕运。此外周邻而建的陶家庄、吕家村城址、拜家城址以及定城故城与京师仓城和华阴故城互为整体，相辅相成，共同维护漕运的重要作用以及扼守关中平原与关东地区之间交通要道的重要作用。

关中盆地北端有瀓邑故城、夏阳故城、城南城址、重泉故城、频阳故城、云陵邑故城、番谷县故城以及好畤故城。其中第三等级的瀓邑故城，遗址北部岀土有“澂邑漕仓”文字瓦当，继春秋时期“秦取北澂”，战国时期秦在北澂设县，汉因之，并于此建漕仓。为洛河漕运线上的重要城邑，是京师重要的供粮仓之一。城邑主要从东周时期军事防御功能到西汉时期维护漕运交通的重要功能。夏阳故城，位于汾水注入黄河入河口处，有渡口，简称夏阳渡，隔黄河与汾阴相对，为长安与河东郡间的纽带，是沟通河东地区与河西地区的重要关口。云陵邑故城位于秦直道沿线，扼守着北上的交通要道，西汉时期秦直道仍是沟通关中与北方边疆的重要通道。好畤故城地处长安通往西域的北路。重泉故城和城南城址地处临晋、蒲津关一路，洛水沿岸，紧邻郑国渠。

关中盆地西端有美阳故城、马超岭、邰县故城、南古城、杜阳县故城、隃糜故城以及陈仓县故城，大多位于河流的沿岸及邻近地区。美阳故城、马超岭、邰县故城，位于渭河两岸，当时渭河流域修建很多漕渠等水利工程，其中《汉书地理志》云：“成国渠首受渭，东北至上林入蒙笼渠。”成国渠就是位于此地，这三座城邑地处坐落在由关中向河西转运漕运的重要通道，人口稠密，农业发达。南古城、隃糜故城以及陈仓县故城地处由京畿地区向西沿渭水、汧水逆流而上进入凉州刺史部的重要交通节点，可通往河西边塞之地，同时也是汉初边防重地。

这些城址的分布比较分散，其选址体现出与交通线路以及河流关系十分密切，分布在长安通往各个方向的通道要地，以及黄河、洛河、渭河、泾河等重要河流及其支流。这既起到控制交通要道、战略重地，守卫都城的安全，同时起到控制河流沿线、漕运的便利，聚集人口，扩大农业生产、促进社会发展。外环城邑看似随意散布，从外围环绕着长安城，且城邑等级相对于内环较低，实是控制四方水陆通道，时刻担负着守土保民，协助周边重要城邑，共同拱卫都城长安的重任，对“三辅”地区乃至整个汉帝国的稳定与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汉代“三辅”地区总体的城邑布局，即以长安城为中心，其余城邑呈现内外两层环绕分布的模式。长安是汉帝国的中心，同时也是“三辅”地区的中心城邑。内环城邑群，等级地位普遍较高，分布密集且与长安城之间交流密切，甚至分担了长安城的一些政治、经济功能，成为其周围独特而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形成了环绕都城的内层城邑环；至于外环城邑，虽然等级较低、密度较小，分布较为分散，但是它们的设立目的与都城及其周边城邑群关系密切，形成远远环绕的外层城邑环。这种分布现象可以理解为西汉时期政治中心长安城在汉代城市体系形成过程中发挥巨大影响的一个实证，也是中央集权制在汉代城邑建设中的物化表征。

历史文献记载的城邑

依据西汉时期文献记载中关中及周邻地区城邑遗址的整体分布情况，可以发现该地区城邑分布较为密集，从左到右依次为，关中西部及西北部地区12座，汧、隃麋、陈仓、虢、郁夷、雍县以及杜阳、郿、武功、来县、美阳、械阳宫；关中中部及中北部31座，梁山宫、好畤、皇山宫、萯阳宫、甘亭、鄂、幸至、槐里、好畤、漆县、幽乡、枸邑、茂陵、平陵、奉明、云阳、云陵、谷口、池阳、长安、杜陵、霸陵、南陵、蓝田、新丰、陵、株阳、翟道、频阳；关中东部及东北东南部21座，莲勺、邑、鄜县、下邽、郑县、武城、沈阳、集灵宫、华阴、上雒、德、芮乡、临晋、郃阳、夏阳、扶荔宫、高门。

观察文献记载城邑等级分布情况，文献记载城邑共64座，邑只有1座为长安，第二等级城邑没有发现，第四等级11座分别为械阳宫、梁山宫、皇山宫、萯阳宫、甘亭、幽乡、鸿门、集灵宫、芮乡、扶荔宫、高门。其余52座皆为第三等级城邑。不难发现，关中中部、中北部的城邑数量最多，共31个，约占总数的48%,关中中部位于三辅中心区，即郡界交汇之处，都城长安也地处于此，城邑多围绕长安呈现出环状分布。《史记货殖列传》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长安作为分层环绕的核心，内层为诸陵邑县城环绕，外层为三辅地区下辖各县城环绕，整体上形成了以长安城为中心层层环绕的分布格局。

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对比，秦汉时期文献记载的城邑数量相较于东周时期增长近一倍，与考古发现相对比，可以发现该地区西汉时期考古发现的城邑仍然少于文献可考的城邑，谭其骤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总结该地区春秋时期见于记载的城邑共有64处，而考古发现为35座。文献记载的城邑数与考古发现的城址仍有差距，则暗示三辅地区大部分郡县治城邑已经被考古工作所发现，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城邑尚未发现。此外，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均表明，关中及周邻地区的城邑分布以长安城为中心分层环状分布的模式。就城邑密度总体而言，北密南疏，东部较西部而言更加密集一些。

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城邑均没有第二等级，主要由于汉武帝分置关中为三辅及弘农郡，长安兼领三辅郡城，故郡城不牵扯行政等级。不难发现，文献记载陵邑城和普通县城等级相同，而考古发现的陵邑城和一般县城等级上不尽相同，陵邑县城等级略高。西汉时期新置城邑较多，特别是陵邑设置，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各方面守卫影响，相比其它城邑，陵邑城规模大于同时期新建的城邑，人口也比同时期城邑要多，基本超过万户，个别甚至首都长安城的人口相差无几。

中原地区城邑分布对比分析

依据西汉时期司隶地区城邑的整体分布情况，可以发现该地区城邑共座，整体上城邑多沿用春秋战国时期，分布较为分散，城邑间距趋于均匀，城邑间联系更为密切，逐渐开始形成全国城邑网络体系。

按其政区主要分为三个大区域，即三辅地区、河东一弘农郡地区以及河南一河内郡地区。依据陈博老师两汉京畿地区城址研究，河东郡共发现城邑22座，其中包括河东郡治禹王城，小型县城址6座以及10余座低等级城邑，在其中心位置为临汾盆地的南部，城邑分布较为密集，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城邑集群，即临汾盆地城邑群。这里曾作为春秋时期晋国与战国时期魏国的故地，秦汉时期城邑发展逐渐呈现衰退的趋势。弘农郡共发现城邑14座，其中小型县城址县城6座以及8座低等级城邑以及旧函谷关城址。虽然所辖面积广大，但受到地形条件的制约，城邑的分布相对分散，没有较明显的城邑集群。

河南一河内郡地区共发现的城邑数量40座，是司隶地区城邑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城邑多分布在黄河两岸较为均匀，相比而言北部城邑密集，南部略显稀疏，但都为小规模低等级城邑。其中城邑多分布在位于中部偏东地区海拔较低的平原，众多的低等级城邑从西南、东北向两个较高等级的城邑聚拢，形成了东部区最显著的城址群，即荥阳城一京县故城城邑群。

东汉定都洛阳，在当时处于全国中心地位的洛阳城周边并未出现城邑聚集的现象。但并不代表着洛阳城对周边城邑没有影响力，周边城邑在洛阳城的东西南北四个主要方向均有分布，体现出洛阳城位于天下之“中”沟通南北的重要地位，洛阳城以其独特的方式，仍然在该区域发挥着中心城邑的重要作用。三辅地区城邑共35座，以长安城为中心呈内外两环分布。可以发现三个区域的城邑数量已经十分接近，且三辅地区城邑较高等级城邑分布较多。

此外，地处河东郡曲沃故城，面积约为万平方米，按照自然断点法分级将其归入了第二等级，主要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在东周时期这里有着显赫的地位，紧邻春秋时期的晋国都城新田，战国时期魏国在此修建规模宏大的大城,都暗示着其历史背景强大，是晋文化的延续。正如鲁西奇先生所言：“一个治所城郭的规模、形制。除了受行政等级的影响外，还受到历史、微观地形地貌、交通、经济乃至风水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综合来看，秦汉时期国家归于统一，没有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分立的现象，随着以地缘为核心郡县制的发展以及中央集权巩固与加强，城邑快速发展，各地区均有所新增，逐渐形成了以司隶地区为核心的全国城邑网络。在司隶地区形成了以国都、郡城、县城（包括陵邑）、邑等四个等级序列的城邑群，特别在三辅地区城邑，以都城长安为中心主要沿河流、交通干线形成了一个分层环状分布城邑高度密集区。

河东一弘农郡地区的临汾盆地城邑群，受益于东周时期晋文化影响，城邑底蕴深厚，但是在西汉时期城邑的规模与等级被严格控制。弘农地区的城邑受自然地形的影响，城邑分布较少且分散不均。河南一河内郡地区城邑分布整体上较为均匀，各区域之间城邑分布联系密切。不难发现，三辅以外地区的城邑分布，虽然较为密集，但是规模与等级被有意控制，都不存在相对独立的城邑体系，而是在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央集权的政治格局强烈影响下，成为司隶地区城邑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此外，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一些地方城邑的军事职能逐渐被政治（行政管理）等职能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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