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里头到儒法国家,华夏从何而来

作为同一性的历史单位，解释中国的起源以及政治、文化和传统上的同一性是当代历史学家们充满挑战却也乐此不疲的工作。现代中国是多重历史遗产层累形成的结果，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的同时，也使自身和自身的研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并被大众接受、阐释，成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常识。也许在众说纷纭的论述中，我们需要在当下与过去的纠缠共生中，追寻“最早”的中国。那些在未来几千年影响中国历史的观念与制度——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礼制、官僚体制、编户齐民等等是在怎样的历史逻辑之下形成的？在中国这个延续性远大于断裂性的文明体中，他们的生命力又从何而来？

追寻我们的起源，不得不回顾中国的诞生与生发之处，去回顾文明的“童年”。而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家争论最多，同时也是创见最多的研究领域也正是围绕这一时期。在他们的努力下，早期中国神话与道德理想国的色彩逐渐剥落，我们得以看见作为文明体的中国，如何在一次次变革和自我调适之后，构建出属于自己的生活伦理与政治体制。考古学者张光直在《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书中，把夏商周三代共同特征归纳为：城市作为政治中心、以血统为中心的资源与财富分配，以及王权作为意识形态的最终解释。在中国历史向着一个复杂化和动态化社会进化的过程中，这些特征在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中，依旧得以保留并成为一种层层累积的历史传统。

历史社会学家赵鼎新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一书中，则针对更为晚近的战国时期，提炼出“儒法国家”的历史模式：这种以工具主义的法家思想作为御民之术，儒士阶层掌握并解释“天命”的政体，保持着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与稳定性，一直延续至辛亥革命。如果追溯这种体制的来源，我们不得不回顾早期中国的几次重要变革（商周之变、周秦之变、儒法之争），已经勾勒出这种国家形态的线条。这些历史遗产在当代中国形塑国族认同与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依旧是不可或缺的资源。这也迫使我们一次次地回望历史，并展开想象：这种内在的脉络与历史逻辑又是如何一直影响着今天的我们的判断与选择？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历史学家李峰在今年出版的《早期中国》一书，可以说是对早期中国的重新解读与挑战。在他看来，中国文明的早期是最有魅力，同样也是“社会变化与政治发展最激烈的时期”。在这种问题意识的驱动下，他勾勒出早期中国的几个重要节点：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国家形态的诞生、西周以贵族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官僚体制和社会形态、战国争霸所孕育出的领土国家、汉代形成的行政体系。在扎实的实证研究与广袤的理论视角下，李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多元的、互动的早期中国发展的轨迹。如果说他的《西周的政体》与《西周的灭亡》是以具体的历史事件，阐释中国历史发展的某种竞争性的内在动力。那么，《早期中国》则展示了他通识性的视野与关怀，中国的普适性与特殊性从何而来？通过历史学与考古学的方法重建的古史研究中，我们又可以多大程度地还原历史？历史书中的中国从不是固定与僵化的，它需要更多开放的，来自未知的诘问。

文明与国家的分野

▲西周早期凤纹方座簋（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新京报：无论是在《早期中国》还是在《西周的灭亡》与《西周的政体》中，您对地理因素对早期中国的影响都格外强调。周代和秦代都是发源于渭河平原，地理位置相似。为什么早期文明会在中原地带率先形成？地理因素在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李峰：地理是理解早期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重要性不在于把早期中国放在地图上来看它的形成，而是在于提供给了我们一个以空间+时间的角度看问题的方法。但是，地理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因此我们也不能落入地理决定论的窠臼之中。说到底，地理条件的限制和影响，要和政治势力的兴衰结合在一起来考虑。

比如关中地带相对易守难攻，因为它的东部是山地，使得自己与整个东部平原是完全隔开的。按照西周史料上的记载，当时从渭河流域的丰镐到东部平原的洛邑，横越豫西崎岖的山路，要耗费大约40天到60天。从东方的角度来讲，要进入渭河平原必须经过重重山地。正是这么一个地势，对周人、秦人来说，在他们势力较弱的时候，有利于他们的维系与自保。但是随着政治的发展，一旦他们决定对外扩张的时候，这种地理环境就变成了劣势。所以地理优势对他们来讲是相对的。

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因素，周代才采取了分封的制度。分封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有利于西周在东部的扩张，以此加强对东部平原地理空间的控制。到西周晚期也是一样，西周虽然在东部很稳定，但是在西部受到了挑战，西申（王子宜臼的保护者）与西戎联手挑战西周的王权。最终周都的沦陷导致西周的统治者放弃了渭河平原，东迁洛邑。而来自甘肃东南的秦人迅速占据渭河平原，并在与西戎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北方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因此，只有把地理因素和政治力量的兴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在具体的时间节点中，理解早期中国的发展。

新京报：考古学家丁山先生认为三代礼仪制度不同，夏文化生长于中原，商起源于东北，与燕亳和山戎有密切关系，周族居西北方，与戎和狄有关。能否请您谈谈，在上古史中，有哪些外来因素推动了早期中国的形成？

李峰：我们在讨论内与外的因素时，要注意这一组概念其实是有问题的。它们容易让我们把现代中国的内外观念强加在古代之上。我们都认为商、周民族互为他者，彼此代表的文化与历史带有很大的差别。他们二者之间，并不具备现代式的民族意识，即以中原为中心，审视周边并认知对方为“外”。

但是如果从古代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讲，东亚大陆确实受到过两次西方文明特别是其技术体系的冲击。一次是龙山时期小麦等作物的迁播，比如在龙山文化中我们就发现了小麦的遗迹。另一次是青铜器时代金属制作技术，马车等的东传。北方的社会中之所以二里头能够脱颖而出，也是因为青铜器的缘故。青铜器的开采、冶炼，需要强大的国家权力来协调、保证这一套系统的运作。所以说，外来文明其实对早期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一种不可忽略的历史发展动力。

新京报：在史籍中，我们经常看到邦国、古国、方国这样的表述，在早期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它们逐渐向夏商周这样的广域王权国家演进。对于古代社会形成的轨迹，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曾经提出过“游团—部落—酋邦—国家”的演进轨迹，我们能否把早期文明中的邦国、古国等归类到这种演化过程之中？

李峰：我不认可这种划分。从游团、部落、酋邦再到国家的演变体系是以塞维斯和萨林斯为代表的新进化论学派，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新的关于早期社会发展的学说。但是总体来讲，这个发展的前提是反映早期社会在国家形成之前发展的若干形态。尽管有人提出批评，但是这样一个发展的线索大体是被大家接受的。当然，我们还可以在它后面加上从早期国家到帝国的发展。酋邦概念的出现，通过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角度，为我们完善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的变迁过程。塞维斯以之前的游团、部落作为铺垫，刻画出了酋邦的特征，就是初步具备了中心权力的不平等关系的社会。并且在世界史上其他的文明找到诸多案例进行佐证，这就是酋邦理论的最大贡献。

那么中国的古书当中所讲的邦国、方国、古国，并不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三种国家形态，而是处于不同的政治地理环境中的政体。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需要澄清的。邦和国本身，按照西周人的讲法，其实是两个级别的政体。邦是宗族的称法，国则是由周王分封出去的地方政治实体。到了西周晚期，人们认为邦与国都只是政体，它们只是在发展程度上有差别，就把两者混同了起来。而把邦国统一起来称呼，其实是西周晚期从后世开始的。而古国的所指范围就更大了，更多地需要追溯到传说的古国。对于商、周这样青铜时代的主要国家来说，方国是属于在其边缘地区存在的政治实体。因此，邦国、方国、古国其实是很不同的概念，不存在一个系列的关系，更不存在线性的发展关系。如果一定要拿它们作为参考的话，我认为它们只能是早期国家这一个特定阶段。

夏商周的遗产

▲散氏盘（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新京报：以怎样的标准界定国家的起源，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聚讼不已的话题，判断早期国家的诞生也有一些标准比如阶级的形成、公共权力的诞生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二里头文化的哪些特征，使其区别于其他文明代表着国家的形成？

李峰：二里头是不是一个国家，或者说是不是一个国家级别的社会，这一直是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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