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篱姑姑铜川女作家东篱长篇小说香

本文来源于（晒丹凤）授权转载，作者丨东篱

姑姑一定是深爱着姑父的，爱的风暴横扫了姑姑早已不堪一击的心理防线，作为别人眼里的神经病人，她不能再教学了。学校还算厚道，没有开除她，让她到后勤上管库房。没有多少活，可以不用每天到学校里按时上下班。有时，学校里的人要领东西就到家里来找她。反正，学校离家也挺近的，就是下一个坡，再上一个坡而已。

姑姑管库房倒是非常认真，没有出过差错。只是她有点铁面无私，谁想从她这多领点东西绝不可能。老师们的备课本用完了，她一定要检查一下，看是否真的用完了才给领。就连一瓶红墨水，她也要求老师拿上旧墨水瓶来换新墨水。每次库房进货，她不厌其烦一一对帐，要对两三天才能入库。进货的人总是抱怨她太“肉”，可是校长对她很信任，她也从不把学校的财物往家里拿。以前老师们经常会把学校里的木桌木櫈子偷回到家里当家具用，可自从姑姑管库房以后，一根针也别想从学校里拿出来了。

学校里的老师越来越讨厌姑姑。她跟老教师和年轻教师都吵过架。有一次她用一只羽毛球拍象拍苍蝇一样拍在一个年轻老师的脸上，那年轻老师刚配的眼镜被球拍拍碎。老师们对她是既恨又怕。

年，我大学毕业，本来像我这样一个嗜书如命的学习料子，是要留在省城工作的。可是，想到姑姑的病，我便主动要求回到子弟学校来。刚好，子弟学校的校长也了解我在中学期间的表现，便跑到教育局去要我，几方面一拍即和，我很快地回到了母校工作。

和我关系最好的张梅梅没能考上大学，她顶替父亲也到学校来工作了。聂方正从宝鸡毕业，也分到了我们学校。

我们仨的同事以前多数都是我们的老师，现在一起工作，没觉得什么别扭。

我的新生活开始了，从这时起，我的身份是一名语文老师，中学的语文老师。

之前，我是个喜欢写作的女孩，因为喜欢读书，我的作文总是写那么好，在高考的紧张而短促日子里，我的每篇作文都被老师当作范文一个一个班地轮流传阅。还有一回，老师把我的作文用毛笔整整抄了五大张，张贴在教学楼前的一堵砖墙上。大红的纸在青砖的背景上格外耀眼，又是在一进校门右拐进到教学楼的必经之处，所以，每天都有很多学生围在那里，仔细品读那五张大红纸上的黑字。因为老师会选地方，我一下子就出了名，那个时候似乎就有同学叫我才女了。

所以我到学校任教的时候，我是骄傲的、自信的。我有理由相信我会成为最好的老师。当时上海有个叫贾敏的特级教师，她说的一段话对我印象深刻：一位称职的语文教师应该是半个作家、半个评论家、半个语言学家、半个导演、半个演员、半个书法家、半个播音员、半个剧作家……

其实，那一年的高考，我的语文成绩就是全市第一，这个事在当年也曾轰动一时，因为我是从一个山沟里的学校成为当年的文科状元的，这令很多人感到吃惊，另一面也自然给我们五号信箱子弟学校带来了无尚意外的光荣。不然，校长怎肯一趟趟坐长途汽车到上面去要我回来任教呢。

所以我无限神往地认为，别的我不敢说，但贾敏老师说的第一条，成为半个作家，我是能够做到的。

因为全市文科状元的名头，我被隆重地受邀在五号信箱全厂的表彰大会上就坐，胸前佩戴着硕大而鲜艳的大红花，那是对优秀人物的最高奖赏。我和那些厂里其他岗位的杰出人物一排就坐，全是男的，也全是比我年龄大的，应当说都是我的长辈，是和姑父一辈的人，只有我是个学生，女学生。我好引人注目啊！我记得那个拿着海鸥牌照相机的人总是对着我拍来拍去。

会后，我还和厂里领导班子的人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饭，他们摆了很多桌，每一种菜都非常好吃。我小时候不太喜欢吃肉，因为姑姑做的肉总是白花花的令我没有食欲，可是那一天公共食堂的肉做得实在太好吃了，不管是小酥肉，还是红烧肘子，都那么好吃。那时候我才知道，肉本来是好吃的东西，是姑姑不会做而已。我从此便改掉了不再吃肉的毛病，喜欢上了吃肉，特别是喜欢吃红烧肉。

当然，我得的这个大红花也是姑姑的骄傲，也令她欣喜得意了一段时间。她把我的大红花直接挂在家里一进门就能看到的横梁上，直到我们搬走的那一天。

我记得姑姑收拾完所有的东西，面对狼藉一地的旧家，她还试图用一根长棍把大红花挑下来。但被我夺过长棍狠狠地把大红花戳破了。一层细细的灰落下来，眯了我的眼，我在眯了眼的情况下又准确无误地挑下那花，那不再鲜艳，有点发黑，象破旧灯笼一样的花被我一腔怨愤地扫进屋里杂乱无章的废物堆里。

搬家时正是我的生活一团乱麻的时候，所以，那个大红花不再是我的荣耀，而象是对我的一种嘲讽。

我的怪脾气越来越明显了，爆发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理解。说起来，我是个爱读书，又爱哭的女孩，但最要命是我的脾气非常不好，不知道为什么动不动就爱发火。还有，我做什么事情比较执着，说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如果没有做，我会一直不安宁，什么东西丢了，我一定要把它找着，哪怕把家里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其实，有些东西根本就微不足道，找到找不到，意义不大，比如，我用过的一把塑料尺，不知掉到哪里去了，我完全可以到小卖铺再买一个来，可是我却硬是要掘地三尺地去找。再比如吃东西，遇到好吃的，我绝不过夜，一定要连夜吃完，吃不完就睡不着觉，非得吃完才能安然入睡。

这些毛病小时候就有，我参加工作后，还保留着。姑姑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我在随后和姑姑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因为这种事情，也没少吵架。以前是姑姑和姑父吵，现在轮到我和姑姑吵了。

现在想想，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誉就是这朵大红花了，自从我毫不客气地抛弃它之后，就再也没有获得过类似的荣誉。

圣经上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后来，我做了很多事情，也许都是因为没能保守住自己的心。所以，我历经艰难，一直到四十岁依然孤身一人，毫无成就。作为一名语文教师的崇高目标——半个作家、半个评论家、半个语言学家、半个导演、半个演员、半个书法家、半个播音员、半个剧作家，我一样也没能做到，甚至连自己的饭碗也丢掉了。

我最终和姑姑一样被别人视为精神病人。

那时候，虽然我们学校在山沟里，但是沾了军工企业的光，比市上的学校待遇要好很多，能到军工企业来工作是那时毕业生的骄傲和幸运。

可是，好景不长，很快军工企业在改革的浪潮中开始走下坡路了。产品滞后于市场，交通又不便。上级决定把五号信箱搬迁到较为繁华的地方去。

年，五号信箱搬迁到离古都西安较近的城市咸阳。子弟学校也寿终正寝地被撤消了，老师们分流到市上的各个学校。我和张梅梅、聂方正同时被分到了位于秦州市区最北边的频阳中学。与此同时，姑姑跟厂里的关系也彻底宣告结束了。厂里不愿意带她走，一部分象姑姑这样的退休职工就此留在了秦州市。

姑姑开始跟着我过，我在学校里有一间教室隔出来的房子，也还算大，可以再分隔成里外两间。姑姑住里面，我住外面，走廊上可以做饭，就当是厨房。

但姑姑在学校里住着却并不安生。她总是怀疑别人偷了她的东西。她一会说放在窗台上的鞋不见了，少了一只。她说学校里有坏人，偷鞋只偷一只，故意的，剩下一只让她穿不成。

一会又说她晾在绳子上的衣服不见了，是谁这么的黑心肠，从后窗户上伸进了一根棍子把她的衣服给挑走了。

“真是不要脸，连裤头都要。”

她在学校里到处找她的花裤头，说学校里有色狼，偷她的花裤头擦屁股，在那个玩意上杠来杠去，她说的那么淫秽，那么色情，一边说还一边比划。

学校的老师们忍不住想笑，但毕竟是老师，含蓄和矜持的作风使他们克制了自己的表情，但传到我耳朵的时候却使我羞愧难当又怒不可遏。

我冲进宿舍把姑姑的东西扔得乱七八糟。

“丢、丢、丢，这丢了，那丢了，怎么不把东西全让人偷走呢？怎么不把东西全丢光呢？！”

“就是偷走了，就是偷走了！”姑姑拿着她的一只皮鞋，递到我面前，非常认真非常诚恳地说，“你看，我没说谎，就剩下这一只了。”

我气急败坏地坐到床上，无奈地叹气。姑姑把我拉到后窗前，让我往外看。

“有脚印，有脚印，——是夜里三点钟来偷的。”

我朝窗下面望去，是一片草地。哪里有什么脚印。

频阳中学建在漆水河边。漆水河从北山的凤凰岭下流出，一路蜿蜒，从南到北横贯秦州城，又悄声唱着一路流向耀县，最后进入渭河。

学校依山靠水。我的宿舍紧帖着山，这的山不是土，是高耸着的花岗岩石头。山底下是茂密的草。显然没有人会有闲情逸致到这又阴又潮的山脚下来觊觎姑姑的财物。

我望着象悬崖一般陡立的山和从石头缝里伸出的迎春花的枝条。那金黄色的小花在早春的风里摇曳多姿，象在告诉人们春天来了。我看着看着，眼泪流了出来。我象是在那美丽的花里看到了姑姑年轻时的微笑。又一个春天来了，可是姑姑的病似乎更加严重了。

一想到这里，我便立刻打个寒颤，象突然被一盆冷水浇到头上一样。

我开始收拾姑姑被我扔得散乱一地的衣物。

姑姑穿得太单薄了，她总是喊叫着热，早早地就把毛衣脱掉了。北方早春的天气，寒气尚未退去，下雨的时候甚至比冬天还要冷。屋子里的小煤炉姑姑不舍得添煤，燃烧得不死不活，她的身体那么虚弱，一声声地咳嗽吐痰。她应当穿得厚一点、暖一点才是。

我想起姑姑还有一件驼绒大衣，那是她结婚时候姑父买给她的，棕色的毛，光亮而柔软。早年姑姑刚到秦州来的时候穿过几回。后来，总是干活，也就没有机会穿了。

我也穿过那件衣服，披在身上好暖和。那一次姑姑把我从马兰河里捞上来时就用这件大衣包裹我，暖我冰凉的身子。我清楚地记得那轻柔的毛触摸到我身体的时候是何等地舒服，躺在那暖暖的大衣里就象躺在棉花堆里一般。

踩在方凳上，从大立柜上费劲地弄下来姑姑的棕箱，驼绒的大衣果然就躺在里面。我拎出大衣，忽然发现箱子底还有一个盒子，是精致木漆盒，大红色的底上点缀着鸳鸯戏水的图案。是中国文化里传统的图案和意境，工笔细描，栩栩如生，红漆也同样的鲜亮、光洁。

我被这个精美的盒子深深吸引，几乎是爱不释手。盒子的正方还有一把小锁子，长方形的，也非常的精致小巧，造型象一卷画轴，好可爱。

姑姑忽然冲上来，一把从我的手里夺去红漆盒。我抱着盒子躲闪了一下，姑姑又追过来，我又躲闪，盒子一下子掉在了地上。

哗啦一声，锁扣开了，随着锁扣上那细细的铁条的弹出，盒盖弹跳开来，里面的东西展现出来。

最先看到的是一张照片，黑白色的，是姑姑和姑父的一张合影。好清纯清秀的一对年轻人。姑父穿着黑蓝色的中山装，面目清癯，骨格分明，单眼皮、高鼻梁。姑姑穿着红色碎花的棉袄，两根乌黑的长辫子搭在肩头。齐齐的流海刚刚遮掩住眉毛，衬托着她的眼睛格外的大，格外的亮，她的眼角微微上挑，象戏剧里旦角的眼睛一般。厚厚的嘴唇抿着，含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俩人的胸前都带着一枚毛主席的像章，圆形的，是标准的文革时期的照片类型。不同的是，姑父的胸前，在毛主席像章的旁边还挂着一枚奖章，奖章上面是类似国徽一样的横条，上书：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手写体。横牌下面缀着一枚重叠交叉着的银色五角星，五角星中心是红底黄色的天安门图案。

我想这枚奖章在当时一定是姑父获得的一个不小的荣誉，那“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漂亮的手写字，一定是国家某个领导人所写。姑父一定非常看重这个崇高荣誉，不然怎么会在结婚时不忘记带上呢？

那时的姑姑好年轻啊，那时的姑父是个文弱的书生，刚毅中透着儒雅，坚定的目光中却饱含着知识分子的睿智与机敏。多么般配的一对年轻人。

我突然想到，当我还没有来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应当过着何等样幸福甜蜜的生活啊！

一刹那间，我象是又看到了姑父最后的面容，那愤怒的扭曲的脸。

“你给我滚！”姑父嘶哑粗暴喊声象打雷一般再次在耳边响起。我打了一个寒颤，眼泪流了出来。

姑姑冲过来，从我的手里抢照片。这次我没有躲闪，可是照片却被撕烂了，姑父俊朗的脸被一分为二。

姑姑的脸当即就变了，狰狞、仇恨，我吓呆了。不知所措间，姑姑扑上来拼命地打我，接着又拿起小板凳朝我砸过来，我跳起来躲过去，她还在捡起什么就砸过来，捡一个，砸一个，象投掷手榴弹一般。

姑姑这次是真的疯了。人们早就议论她是疯子，可我从不愿意相信，现在她一定是真疯了。

我拉开门跑出去，姑姑在后面追赶我。她一面跑，一面喊叫着：赔我！赔我！我扭了下头，看到她正拿着一把菜刀。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正是早晨上课的时间，校园里静悄悄的，教工宿舍的前排隐约有读书声传来，后门操场上有学生正在上体育课。我不能往那边跑，只能在宿舍前和姑姑兜圈子，我试图夺下姑姑的刀，又迟疑着，不知怎么靠近，又躲闪着。

终于跑不动了，腿肚子在抽筋，腿一软，我跌倒在了地上。让我姑姑砍死我吧，砍死我吧。是我害了姑姑，是我害她不能生育，是我害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她珍爱的东西。这二十多年来，我的命是姑姑给的，现在就让她拿去吧。

我昏了过去。

这是我第一次因惊吓而昏倒，我的病根也在这个时候落下，以后，我有好多次这样的经历，遇到惊吓和恐怖的事当即就昏倒。我在阴家沟精神病院期间不止一次地昏倒过。

后来，我知道是张梅梅从宿舍里冲出来截住了姑姑。可是她的手却被刀划伤了！张梅梅瘦瘦的，高高的。没有想到她是这么勇敢。她扯下脖子上的丝巾简单地缠在手腕上，接着把姑姑搀扶到家里，安抚姑姑到床上，烧开水擦洗姑姑的脸。姑姑在哭，她也哭。她的动作那么细致、那么轻巧，象是女儿对待妈妈一样。她又和姑姑一起躺下，把姑姑揽在怀里，姑姑象小孩子一样在她的怀里安静下来，慢慢地睡着了。

我和张梅梅一起整理姑姑的箱子。张梅梅用糨糊又贴了一张纸从背后把姑姑撕烂的照片粘好。张梅梅也说姑姑好漂亮，长辫子真好看，要是有一根辫子搭在胸前就更好看了。

“难怪她忘不了他，大城市来的人就是不一样。”张梅梅凝望着那动人的照片痴痴地说。

我和张梅梅在姑姑的箱子里还发现了很多东西。设计图纸、建筑图纸、地图、文稿、手稿、奖章、奖状、证件、证书等，甚至还有账册、传单……显然，这些全是姑父的遗物。

以为姑姑把一切都烧掉了，其实没有，那留在心底深处最难忘的东西她依然珍藏着。她把这些东西全部用花手帕包裹着。还有一包东西是写给姑父的信。我和张梅梅一封也没有拆开看。我不知道这些信写于何时，只是有一封信的邮戳上的日期是姑父去世之后的年8月13日。

很明显，姑姑从不认为姑父已经死了，在年的中秋节就要来临的时候，一个满怀思念的女人，还在给远在秦岭深处的爱人写信，期盼着共剪西窗烛的团聚。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男人从没有离开过她，一直在她心中最深处藏着。

收信地址是：陕西所。括号，安康市石泉县后柳镇。

信封下面还有一块蝴蝶牌女式手表。

突然间张梅梅蹲在了地上，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她说，我的手好疼，心口也好疼。什么时候，血把张梅梅手腕上缠的手帕全部洇红了。

“我觉得我要死了，心慌得厉害！”张梅梅脸色苍白地说。

我吓坏了，赶快去叫旁边聂老师的门。聂老师身材高大，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可是门闭着，无人应答。又拍其他的门，还是没有人，老师们都在上课。

正在这时，下课铃声响了，我张皇失措地朝教室方向望去。一位女生正欢蹦乱跳地朝这边过来，手里抱着厚厚的作业。她正是聂老师班的语文课代表。我招呼她快一点、快一点。

女生跑过来，我对她说，快去叫你们聂老师，张老师流血了。

女生很机灵，放下作业，迅速地跑了。没多久，一群老师都围了过来，校长也来了。

聂老师背起张梅梅就朝学校外面跑。一群老师在后面跟着，我也要去，校长制止了我，“你不要去了，把人看好，不要再出事！”

校长所说的“人”显然指的是我姑姑，校长也知道了，我姑姑是个神经病。

聂老师一群人跑过河堤，过了铁桥，在马路边截住了一辆大卡车把医院。张梅梅手腕肌腱断裂，医院处理不了，他们又截了一医院。

矿医院开始主张给张梅梅截肢，张梅梅坚决不同意，她说我是老师，我要教学生、我要写字，我不能没有手。

医生说不截肢的话可能会感染，后果不好预测。

“我宁可死，也不能没有手。”

张梅梅总算保住了手，医院住了一个月完好无缺地回来了。她真是个坚毅果敢又有主见的女子。

作者简介：

东篱：陕西铜川人，陕西省文化厅百名优秀人才之一。陕西著名女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婚后不言爱》《婚戒》《生父》《香》《远去的矿山》五部，其中《远去的矿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作品以凌厉的风格和直面现实的勇气，受到读者喜爱，拥有广泛读者群。贾平凹称赞其长篇小说《远去的矿山》：我读了《远去的矿山》那书，很让我震撼，写得好啊，那么硬朗，那么扎心，那么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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