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为何丢掉王座地图上的古都迁徙轨迹揭示
长安，取义“长治久安”，直到隋唐之前都是中国王朝定都的首选，可谓“千年帝都”。然而从五代开始，中国的首都一路从西向东迁徙，从洛阳、汴梁到北京、南京，如果我们从地图上，尤其是地形图上看这条迁移的轨迹，不但发现这条线一路向东，而且还有所发散。整体上呈现出“长安——洛阳——汴梁”然后向着北京、南京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长安雄踞王座的根本
如果将全国城市排个座次，那么首都一定是位列第一把交椅，相当于“王座”。长安能够在这把王座上占据千年之久自然是有深刻原因的。概括来讲是经济、军事、政治三个中心“三位一体”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从地形图上看，长安身处关中地区，何为关中？就是各个关口的正中。关中地区是被北方的黄土高原和南方的秦岭夹在中间的一片平原，呈现西窄东宽的形状，东边被黄河几字弯封堵住，只留下崤函通道作为外界出口，可谓“四塞之地”，易守难攻。而且中部的渭河平原在距今两千多年前沃野千里，足以供养足够的人口。因此关中地区是当时的经济中心、军事中心，自然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政治中心”。
占据这个地方退足以自守成一方霸业，进则可向东出函谷关从中国地形的第二阶梯俯瞰东方广袤的平原地区，直接辐射中原地区，参与天下争霸。
关中地区地形图经济中心的东移
关中得天独厚的情况从五胡乱华开始出现变化，一方面数百年间历次动荡对关中经济破坏很严重；另一方面大量的人口和技术随着避难的潮流涌向了东南地区，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得到空前发展，渐渐的经济中心开始向东南迁移。这算是“人祸”的因素。
此外气候条件的变化也让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不断下降。据有关学者考证，两千多年前西周兴起之时关中地区地理植被十分良好，有利于植物生长。甚至那个时候的黄土高原是一片连绵的森林。而到了今天我们看到黄土高原戈壁丛生，风沙较重。在这两千多年里气候和植被的变化很大，而这个变化平摊到两千年里又是缓慢的，因此适合植物生长的气候也向东移动在另一个方面导致关中经济地位的下降。此为“天灾”的因素。
两个因素叠加造成了经济中心首先从关中地区脱离出来。
诗画江南军事中心的东移
气候的变化在军事上的体现就是原本西北方向的游牧民族威胁逐渐转移到了东北方向。西周灭于西戎入侵，到了两汉时期正北方的匈奴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而到了五代、两宋时期，兴起于东北的契丹、女真、蒙古替代了原本的匈奴、突厥并多次通过河北地区幽云十六州方向侵入中原。此时中原的主要防备目标已经从西北转移到了东北，也就是说军事防御中心也从关中地区迁移出去了。
幽云十六州政治中心被迫转移
经济中心的转移是的关中地区不能再自给自足，必须依靠外界的输血，但是从东南转运来的物资经过黄河再逆渭水，一路逆水而上，成本太大，难度太高。反而地处中原的洛阳和汴梁拥有更好的地理位置，更发达的水系可以支撑从东南运转而来的物资。因此五代和北宋定都于此。但是中原大地地处天下正中，一马平川，除了黄河之外无险可守。而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却可以趁冬季黄河冰期直接催马过河，兵临城下。所以定都中原虽然满足了经济上的考量，却不利于军事上的防守。
那么接下来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定都北京，比如元明清。好处是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重合，而经济中心则可以通过京杭大运河向京城输血。坏处是一旦被切断与东南的联系那么北方的物资供应就会出现严重问题。二是定都东南，比如明朝初年，比如南宋。这样的好处是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重合，最大限度地可以保证物资供应。坏处是东南地区先天条件只能偏安一隅，不足以号令全国。几千年间只有明太祖朱元璋这么一个例外，可见一斑。
反应大运河的国画但是不管怎样，政治中心必须选择和经济中心或者军事中心重合才能最大限度的加强朝廷的控制力。由于此时经济中心在南，军事中心在北，所以才有了分散开来的两个选择。
综上，长安之所以长期为都就是得益于其“三位一体”的地理条件，当它失去这个优势之后自然也就不足以号令全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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