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桥漕运与西汉长安城防御体系

渭桥对长安城的军事防御作用，结合考古发现，不能刻意拔高它的军事价值、战略地位，而是要以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待。

桥梁的本质在于沟通河流的两岸，方便人们南来北往。三座桥梁虽然各自发挥着沟通渭河南北的作用，其中中渭桥建设最早，它位于长安城北墙之外，是由北直接进入城区的关键设施。长安城北临近渭水，厨城门、洛城门均有古桥，亦不排除横门之外也有桥梁。梁云认为：“汉长安城正北方向跨渭水与咸阳塬的交通最为繁忙，也最为重要，当时在渭水上架设多座桥梁是不足为奇的。”长安城规模庞大，进出人流量大，渭北大量物资输入城内也需要经过桥梁，如果只有一条桥梁，不仅会造成交通拥挤，长此以来甚至会对桥面有所损坏，可能会出于这种需要，在河上又陆续架桥。

城区主干道出厨城门、洛城门均有桥梁横跨渭河，初衷很有可能是为了分散过多的人流、车马，以保护桥梁或方便行人出行，也不排除有备用或用于专门目的的可能。横门也在城区主干道上，直通渭河，很有可能在此也架设桥梁，但要确认还需考古的进一步调查、勘探、发掘。汉文帝入京登基、南匈奴单于入京朝拜等，都经过中渭桥，使之进出长安城具有无可替代的交通地位。

故此从军事角度看，无论是对于进攻方还是防守方，抢占中渭桥有利于掌握长安城战役的主动权。东渭桥在霸上之北，所连道路北通阳陵，南与长安城宣平门东出大道相交，连通着长安城东北方向经株阳、夏阳至河东的渭北大道，因此从东北方进入长安城需要经东渭桥。西渭桥所在的渭河河道比较狭窄，东、西两岸均有文化遗址，说明年来河道没有发生较大移动。此桥西北正对汉武帝茂陵，是为了满足通往茂陵而修建，且附近有细柳仓，这显示出它在长安城周边交通格局中的重要性。

如果从整个渭河河流的大范围来看，长安城周边的渭河桥梁之间的距离是比较接近的。尽管每座桥梁的位置在通往某处地点，对于从城区出发或许会相对方便，例如《三秦记》载：“汉之东渭桥，汉高帝造，以通株阳道”但并不意味着走其它桥梁就没有办法通往株阳。渭水三桥所形成的小范围空间实际上只是长安城到渭北的一处连通，即长安城北向、西向交通的第一关键。对于进攻方来讲，这三座桥梁，只要占领其中的一座，就可以很快直驱长安城下了。所以这三座桥梁虽然中渭桥最为重要，但丢失任何一座都会对其它两座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

由于长安城西侧、南侧存在着宫观、林苑，使得长安城的对外交通形成了东、北两向为主的交通格局。从长安城向雍城、陇右、北边等地进发，往往就需要通过渭桥。西汉一代，匈奴是最致命的外患，在文帝时曾几次欲要南下关中，若是要攻入长安，必然要途径渭桥，故此决定了渭桥在抵御匈奴、守卫长安的军事地位。

漕运

水运相比陆运，有运输量大、节省人力等优势，适合物资的长途运输，故在先秦时期的水运航线的基础上，西汉朝廷加大对河道的修整、开发，不仅整治了渭水、汧水，还加大力度对漕渠进行开凿、设置转运仓等。例如元光六年（前）,在渭水南开凿了一条东西长三百余里的渠道，使得关东运往长安城的水路里程和时间有所缩短，沿着渠民田也能收到灌溉之利。在渭水与洛水之间也开凿了人工河道，这对于沟通都城与澂邑粮仓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雍城的汧河、弘农郡三门河道下游的八里胡同和小浪底之间设立转运仓等等。宋人有言：“然当汉之漕，在武帝时，诸侯王尚未尽输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后，诸侯王削弱，方尽输天下之粟。”

吴琦先生说：“秦汉开始，军用粮草主要通过漕运等手段来转输。”秦汉都城防御体系内有大量军队，一旦遇到战事，粮饷、兵器除了由朝廷提供外，还有部分需要从各地来调运。这部分的军需物质大部分走的是漕运，可见漕运与军事之间的紧密，可以说，漕运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

长安城防御体系的直接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的匈奴。“内省转输戍漕”，见在此之前漕运在北边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亦折射出漕运对前方作战的军事意义。到了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在西北设置“常平仓”，就有将其作为军事储备粮库的考虑，“以给北边，省转漕”。透漏出到了宣帝时，漕渠还是往北边输送粮草的重要设施。

西汉一代，朝廷对关东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利用漕运往关中输送大量物资。一旦关东有变，大军则会利用这些物资出关镇压。据记载，西汉时关中地区对粮食的需求，一直呈增长势态，因此不得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当时的关东有几处重要的农业区，如华北平原、江淮流域、山东半岛等，所产的漕粮由黄河、济水、鸿沟等诸河渠溯流而上，总汇于荥阳，然后沿着黄河西行，到达关中。

荥阳以西的河段，特别是自孟津至三门、砥柱一段，河流湍急，河面狭窄，又有暗礁浅滩，漕船到此容易形成堵塞，速度骤然下降。季节的变化对此河段的影响也比较大，冬季河面容易结冰，冬春之时又是枯水期，夏季因多暴雨而使之出现较大洪峰。秦时，在荥阳设置敖仓，以缓解此段航运的矛盾。西汉时，关中对粮食的需求由最初每年不过数十万石，到最多时增至六百万石，所以此河段一个转运仓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在此背景下，西汉政府又设置了盐东村仓储和京师仓。

盐东村仓储在新安函谷关防线的南端。通过遗址内出土的五铢钱来做参照推测在元鼎三年与函谷关关城同时建造。所以漕船要进入这段峡谷水道之前，必须要卸载换船。在乡盐东仓储上游13公里处的八里胡同处是黄河漕运的咽喉，南北两岸还发现过古栈道遗址。反映出这段河道航行的艰难。盐东地在黄河南岸的二级阶地上，坐落于一处微型的盆地中，非常适合建立河边码头，在此建立仓储应该是精心考虑的，军事方面也是重要的因素。

从盐东仓将粮食输送到渭河流入黄河处，但是由于渭河水量较小，多有弯曲，限制航运，所以汉武帝早在元光年间（前—年）就开凿漕渠，以提高漕运能力。又出于军事等方面的考虑，汉武帝在今华阴市辖区内设置京师仓，作为连接黄河与漕渠的枢纽。京师仓的粮食贮存是以百万石计的，仓位于城内，城墙沿山崖走向修筑，在依凤凰岭的一面，城墙外边有一条能够发挥护城壕作用的深沟，宽40、深3.1米的沟。仓城东面城墙长、宽6.2—9.7、残高1.3—6.5米，南墙也有相关明显遗迹，西墙和北墙地面上大部分已不存在，只残存数段遗迹。西城墙残存四处，每处长不超过10米。城墙的西北角还在，暴露有水道、柱础石，还有很多砖瓦和瓦当残片，城的转角处原先应有一些建筑物。规划设计反映出较强的防御能力。

从维持长安城防御体系运转的角度来看，大量粮食输入关中，对于军事后勤保障大有裨益。楚汉战争时，刘邦彭城大战惨败，退守荥阳、成皋与项羽军相持，令萧何“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关中军队在关东作战时，来自关中的粮草是多么重要。刘邦取得天下后，将萧何的功劳列为首位，就是因为他为汉军作战的后勤保障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此事，可以窥探出漕运在西汉压制关东势力中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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