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地区自距今8000年前,就是中国文明

前言

西安地区从史前到历史时期一直是建立中心聚落和都城的最佳地点，作为文化、政治、经济中心这一区域大致不出“三河一山”(北至渭水、南到秦岭北麓、西到沣河、东到灞河)的范围。而这一范围正是现在西安主城区的范围，由此可见，西安地区自距今年前就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区域，星星之火呈燎原趋势，到仰韶文化对周边区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从史前中心聚落到西周丰镐再到汉唐长安，极致体现了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也说明了西安地区在中国文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在实证我国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距今五千年左右全新世大暖期结束，孢粉分析表明全国范围均发生了降温事件

关中地区受到降温事件的影响较大，气温的降低导致植被草原化，作物生长周期变短，阻碍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仰韶文化鼎盛时期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被打破，开启了龙山文化满天繁星的时代。中国北方石城城址和中原夯筑城址的出现，点亮了早期国家起源的曙光。与其他区域龙山时代灿烂的城址文明相比，关中地区这一时期显得略有些沉寂。虽然在来自西、北方向马家窑文化、常山下层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陕西龙山文化，但这一时期西安地区的遗址数量急剧减少，且未发现大型城址，从文明进程的角度来看，陕西关中地区在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后相对于其他区域似乎衰落了，出现了文明的断裂。

太平遗址位于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太平村东，是一处客省庄二期文化时期大型环壕聚落遗址，年代约为距今—年前。清理西南转折处的环壕，发现玉器、卜骨、陶牌饰和陶铃等遗物，特别是陶铃这一类器物，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河南新密新砦遗址也有发现，而这两处遗址分别被认为是尧都和早期夏都。这说明其中太平遗址绝不是一处普通的聚落，应是具有一定级别的中心聚落。综上所述，西安地区史前文明从距今年开始，就如星星之火在黑夜中闪烁，然后以燎原之势向周边扩张，成为中国早期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核心区域。西安地区在仰韶文化庙底沟阶段就已经出现了大型中心环壕聚落，进入到龙山时代，西安太平遗址的发现说明关中地区似乎仍然保留了环壕聚落这一传统聚落形态，这与北方地区的石城传统和中原地区的夯筑城址不同。从现有考古发现可知，西安太平遗址具备了高等级中心聚落遗址的应有要素，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中心区域的一处重要遗址，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该区域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意义和地位。

二、从史前文明中心聚落到西周汉唐都城的建立

夏商时期西安地区的遗址数量骤减，仅在远离渭河河道的台塬地带有个别遗址分布，这一现象可能与距今四千年左右的古洪水事件有关。全球性的降温造成气候状态不稳定，降水异常引发了古洪水事件。洪水频发导致这一区域不适宜居住，原住人群向外迁徙。虽然夏商时期的遗址发现很少，但是西安太平遗址的年代约为距今—年前，其下限可以进入到夏纪年，成为探索陕西夏文化的重点遗址。西周时期，西安地区重新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考古发现的丰镐二京分别位于西安西南郊沣河的东、西两岸，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对丰镐二京的范围、内涵都有一定的认识。从公元前11世纪前后至公元前年，西周文王、武王建都丰镐，二京历时三百余年。汉唐长安，同名异地，相去不远。汉长安城位于渭河南岸一级阶地之上，由汉朝营建，开封建王朝建都西安之始。汉长安城的修建集皇权重威于一体，是西汉盛世的缩影。及至唐朝，以隋大兴城为基础营建唐长安城，贯彻“建中立极”的思想，占地84平方千米，规模宏大，布局严整，是中国封建王朝鼎盛时代的见证。除汉唐两大帝国之外，还有新莽王朝、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都曾在西安建都立国。正所谓“千年古都，常来长安”，不负十三朝古都之名。

三、从中心聚落到王朝都城的考古学解读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就要从体现文明的物质载体入手。

(一)西安地区史前到历史时期中心区的变迁梳理

考古资料可知，西安地区史前到历史时期聚落分布的中心区域存在明显的变化。仰韶文化时期，西安地区的聚落数量较多，分布密集，等级分化较为明显，从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的特级聚落到面积仅几万平方米的普通聚落均有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渭河南岸与灞河两岸这一范围内，相当于今天西安市的东部区域，中心聚落也在这一区域之内。龙山时代聚落数量有所减少，仍主要分布在渭河南岸与灞河两岸这一范围内，特级聚落西安太平遗址位置则位于沣河东部，中心聚落的位置向西迁移。夏商时期受洪水灾害的影响，聚落数量极少，仅在远离渭河河道的南部黄土台塬地带有个别发现。西周时期随着气候与自然环境的稳定，聚落数量有所增加，零散分布在沣河、浐河、灞河等河流两岸，丰镐二京作为西周都城位于沣河两岸，相当于今西安西南部。进入汉唐封建王朝，西安地区的聚落数量就十分密集了，主要分布于现在渭河两岸，即今西安偏北区域。作为都城的长安在汉唐同名异地，但是相距不远，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市西部偏北区域，唐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市中部略偏北区域。

综上，西安地区从史前仰韶文化时期到汉唐时期中心区域的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聚落数量的变化。仰韶文化时期聚落遗址数量较多、分布密集，龙山时代开始减少、分布相对稀疏，夏商时期数量骤减，晚商到西周时期聚落数量又有所增加，到汉唐封建王朝时期，聚落数量空前繁多，分布极为密集。二是中心聚落或都城位置的变迁。仰韶文化时期中心聚落主要分布在西安地区的东部偏南区域，龙山时代中心聚落向西迁徙，西周时期都城选择偏西安地区西南区域，汉唐时期都城选择偏西安地区北部区域，从史前到汉唐整体呈现由东向西、由南向北迁移的趋势。

(二)中心区域变迁原因分析

从自然地理因素来看，首先是气候对聚落数量的影响。环境考古学的证据表明西安地区史前时期曾有过多次气候冷暖波动，包括仰韶升温期、仰韶最暖期、龙山降温期三个大的阶段，史前聚落数量的变化与气候的冷暖有直接关系。龙山降温期引发的洪水事件时间长、影响大，直接导致了夏商时期的聚落急剧减少。到西周以后气候趋于稳定，西安地区的聚落逐渐增多，到汉唐时期成为沃野千里之地，聚落数量空前，分布十分密集。其次是地形地貌对中心区域位置的影响。水源无论是对中心聚落还是都城都十分重要，因此在保证聚落安全的情况下，逐大型河流而居是古代城市选择的基本条件。根据地质学研究，可知渭河河道在西安区域内由北向东流去，河道在西安地区南、北黄土台塬之间发育演变，并表现出由南向北移动的趋势，尤其是全新世形成一级阶地后，河道北移速度明显变快。西安地区中心区域从史前到汉唐整体呈现由东向西、由南向北迁移的趋势，这与渭河河道的北迁有着密切关系。

从人文地理因素去考虑，则首要是交通因素。河流除了能够解决生活和生产用水需求外，对外交流的交通便利也是中心聚落和都城位置选择的重要参考条件。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时空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考古学文化，在其最鼎盛时期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扩张性，在当时生产力极为落后且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沿着河流行进似乎是较为稳妥的选择。进入到历史时期，作为国家都城，交通必然是统治者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渭河作为黄河重要的支流所起到的作用毋庸置疑。除此之外，西安四周河网密布，交通的便利是其他很多区域所不及的。综上所述，

结语

就中国文明而言，其物质载体包括城市、金属器、文字三大要素，其中城市的出现与国家的形成紧密相连。中国文明的城市从史前中心聚落逐步演变到夏商周三代都城，再到封建王朝的都城，其在选址、布局形制等规划理念上一脉相承，这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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