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必胜编书苦乐说散文孺子牛文学副刊3
编书苦乐说散文
王必胜
没有哪件事经历了如此时长，22年，人生一大时间节点，是一个婴儿长成青春小伙的时光。我说的是编散文年选。自新世纪千禧年始，悠悠二十余载，编了“太阳鸟文学年选——中国最佳散文”（近两年易名为散文精选）。前不久，为寄发样书稿酬事宜，还与搭档潘凯雄说及，这长年月，是不是也累了该歇息了？
是的，一事经年，甘苦自知。如今生活快节奏，文化快餐化、碎片化，编书著书，慢工细活，“知我者谓我心忧”。坊间这类年选也多有七八家，南北各地，仅北京就有多种。花开各枝，无多区别，也难出彩。况且，力争好中选优，避免人情，不选自己，还找话题作序，又与作者签约，要地址卡号，一应琐细繁冗，不足以与外人道。看着书架上各20本（年—年）的散文和随笔，不知如何坚持下来的。如再续下去，惯性运作，混同于市面大同小异者，无多新意，鸡肋之嫌，于自己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心结。恰好，出版方想有变化，说是“改头换面”，再起炉灶，不及我等奉告，就有了计划，算是不谋而合，善哉。那天得知，即与潘兄说及，暗自高兴一番。
的确，文学之事体大，编书之事，认真起来，也关乎责任，传承、能力，最不济，以你的名号行事，往大里说，得有担当，对得起白纸黑字，不至招读者指摘。让那些认可自己作品入选的作家朋友信任你，认同你们的编纂标准，更不可马虎。再说，史上有风范，“典型在夙昔”。古有《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后有赵家璧主编，有胡适、鲁迅等人编选的十大本《中国新文学大系》。上世纪五十年代始至“文革”前，仅散文报告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有多卷年选，成为书架上保留图书。这一众选本的范式，文化积累之功，影响深远，为后学殷鉴，如是，岂能怠慢。
记不起什么缘由，沈阳《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与辽宁人民社熟悉，顺应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小说等兴起，应邀主编“太阳鸟文学年选”，我和潘凯雄接下了随笔散文。或许好朋友好说话，或是我与潘兄年就在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过《当代小说名家的散文》，当代活跃的小说名家五十余人的最新散文和“散文观”，悉数收入，是当下小说名家散文最早的集大成者。建法吩咐时不容分说的口吻，历历在目。这位文坛大侠、文评刊物大佬，晚近重病不治，一月前不幸离世，我有句挽悼：识荆忽忽三六载，刚胆柔肠获人心。生来披执文武剑，归去湼槃缪斯魂。奔走南北为刊累，穷研中外著述勤。西行或解沉疴苦，文坛一角轰然倾。呜呼，好人命舛，故友凋零，睹物伤怀，就此作罢，或可为自己心灵得一平静。
林建法是丛书分主编，挂名领衔的是王蒙。他与王蒙老熟悉，那时王蒙还住在东城南小街的四合院，建法几次来北京，约我和凯雄去拜访。不记得，与王蒙老何时说及编这皇皇系列的年选事，丛书十五周年时，出版方借北京全国书市纪念，老先生笑谈，搞选本是吃力不讨好得罪人的事。好了，并不有好评，不满意的可以吹毛求疵，你认为是最佳，也有人说，我为什么不是最佳，见仁见智，自找麻烦。他也知道，主编多是摆设，神仙角色，也因为与几位小字辈的交情，我们拉为大旗，其实，有些名号也是出版方营销策略，最佳与否，无法量化，那时好像有几个版本都用了这名头。当然，内容上，总主编们宽容，多是选编者自以为是罢了。
之所以应承此事，也与散文发展状态有关。散文随笔虽不是文学宠儿，也为大众所青睐，与社会文化相向，与时代文学同步，经历着兴废起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都市文化和周末文化兴起，在都市报章杂志的推促下，大行其道，有悖于新时期八十年代深挚的人文传统，软糯甜腻，小家气象，之后，有季羡林、余秋雨、韩少功、周涛、南帆等人，新学人散文行世，有《美文》杂志倡导的“大散文”等，在《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杂志的加持下，一时间，人文散文和文化散文热闹，文史传统，乡土伦理，自然生态，人情世态等，散文的气势和状貌，得以提振，渐为硬朗深阔，时有新变，出现了新散文家，像周晓枫、刘亮程、张锐锋、祝勇等人，陆续登场。躬逢其盛，年选其事，以厚重的人文情怀和涵永及物的人间烟火味，为遴选标准。责编陶然女士是资深大编，我们按约定俗成，将散文随笔一分为二，写人情，有故事，以描写为主，就当散文，而思想性强，杂感辩驳，论述说理为主，权当随笔。换言之，前者描写情感，直抒胸襟，绘万物情状，写人生百态，接地气，而后者直面人文世相，有理性锋芒，生发人生问题，激浊扬清，以气势见长，又不同于当年洪迈和鲁迅们对随笔界定为轻短文字，“随即记录”（洪迈《容斋随笔序》）。散文着重于情，而随笔着眼于理，所以，对时下文化现象有较深入的剖析和介入，篇幅长短与否，有别于前辈定义了。同时期为百花洲文艺社编辑了五年“年度思想随笔排行”，也循此理。
回看最初年选，不无感慨。选文不难，各自分头收集，好在那时各地重要文学刊物都有馈赠，先从主要刊物和重点报纸上找，以原始的剪刀糨糊法操作，再互换甄别，逐一敲定。每每秋冬之际，陶然温情地提醒，一直到她退休，我等也青丝变华发，这个“最佳”情结，联结了与出版社交谊。每有序言，找合适角度，“惟陈言之务去”，谨慎下笔，以免有损名家们珠玑文字，常自嘲“为赋新词强说愁”。前两期，轮流执笔，之后各自为文，各有侧重，张扬个性。近20期的年选序，林林总总，散文重要话题几乎打捞一遍——有归类扫描，有问题追问，有关键词生发，有现象综述，有类型化的归纳。欣慰的是，多篇承蒙人民（包括海外版）、光明、文汇、文学报、散文选刊等报刊发表。有人戏言，年年序言二十载，真难为了两位啊。
虽苦也乐，首本年选编讫，听各方反映，慢慢找感觉。前三期封面或中国画装饰效果，或印章古雅有书卷味，一期一变，形成抢眼厚重风格。文字不甘示弱，打名人牌，以怀念性主题整合人文话题，一册在手，尽览年度优秀，感知社会世相，思想人文，自然物事，是年度社会人生的文学表达，重要的是要有史的意识，经得起赏读。前几期，友情与人生是主题，文化老人，史实故事，相得益彰。巴金写郑振铎，季羡林写胡适，铁凝写孙犁，有写茅盾、丁玲，记胡乔木、冯雪峰，年轻的作者有周晓枫、刘亮程，风趣幽默的刘齐，老艺术家黄永玉文字俏皮亮眼。年选本，有蒋子龙的《六十真好》，是文学为老年化的现实人生的共情之作，多年之后，仍为人乐道。年选编成二十多本，几乎穷尽了当下最优秀的散文家，年度优秀文章，或可为某一时段的文学史乘。当选家，最忌自选自，散文园地山花烂漫，不缺你那一朵，权利走私，瓜田李下，何必授人以柄。
一段时间后，轻车熟路，内容扎实，发行量也看好，竟有了盗版本。有人找到了一本以迟子建的《落红萧萧为哪般》为题的盗版书，堂而皇之的是原书名原主编，塞进了不伦不类的“私货”促销。与责编商议，也自嘲，没法向迟子建交代。那时盗版书猖獗，打不胜打。多年后年选不再风光，正版书发行也萎缩，倒也留下了一段谈资。
编年选是个得罪人的苦差，所选的文章，虽多熟人名文，有时来不及告诉，也没成太大麻烦，于今仍心有歉意。有的因通信不畅，没及时寄样书稿酬。也小有麻烦，一位关系不错、得过茅奖的女作家，不知何因就是不让选入，也有因文结友，留下佳话。将军诗人、散文家朱增泉先生，一介儒将，上过战场，获过奖(诗集《地球是一只眼睛》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他的《战争史笔记》洋洋百十万言五大本，奠定了其散文家位置。年选收入他写苏德战争人物的长篇散文，忽一日，责编转来一信，是朱将军的问责，他的《朱可夫雕像》散文收入年选本人不知，更不该将写朱可夫的文字缺失一页，文气不接。将军一何怒，问责之书投向出版方。究竟在哪个环节出问题，因多手工粘贴，不好确定，之后，作为选编者自责沟通，缘于以前会上的交集，年选一小错，竟让我们成为忘年交。之后，他创作勤奋，晚年在书法和红学诗词研究上，投注热情，颇有收获。编书结识，我们笑言，不打不成交。
时下的散文，我以为，貌似热闹，多有隐忧。最尴尬的是，文体的不确定性，被说成是无所不可，集众家之长，无边界的文字。然而，也就失去了个性，被当做几大文体中唯一不确定的。抒性灵，写情怀，纪实写真等等，散文有别于其他近亲，如小品特写随笔等，有其自在自足的风格特色。散文的情感生发，无可厚非，但为了生动，强调诗化，细节情节过度渲染，搞穿越、粘贴与嫁接，渲染而做作，在当下的作品并不少见。散文是主情文字，有我的文字，是节奏感强烈的文字，也是有节制的文字，不能一味地洋洋洒洒，把纪实类报告特写当做散文。散文的轻盈精简，是人们喜爱的主因。虽有大散文的文化长调之说，举凡史上的优秀篇章，优秀作家，比如近当代，鲁迅、周作人、梁实秋，以及近人汪曾祺、史铁生、原野等人，都不是以长著称。宏大叙事，高头讲章，容易空泛，不应为散文品性。当下散文出现新变，有生态散文、新乡土散文、伦理散文等等，这些多走纪实报告类之路，在文体渐为分化细化、较确定的当下，散文的生命，是轻快而灵动，是实在而可信，凝练内敛，是诚实的艺术，是合逻辑，经得起验证的文学叙事。有些类型化的文字，纪实性文字，长长篇幅，虚化的人物，渲染的细节，以及飘忽的思想，让散文有了负面名声。如今散文产量大精品少，功利主义消解了文学的质地。我以为，首要是遵循鲁迅当年告诫：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在散文乱象中，年选的甄别，好中选优，淘劣去伪，多么不易。
孙犁为什么思念文会
——孙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
肖复兴
《曲终集》，是孙犁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在“耕堂劫后十种”中，这是最厚的一本书。我常读这本书，每读有获，常读常新。这一次，我读的是《暑期杂记》中的第一篇《思念文会》，一篇很短的千字文，年，孙犁先生78岁时所作。
引我兴趣的是，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文会是孙犁先生从战时到进城后多年相交的老朋友，而且，也是一个文人。但是，在孙犁先生以前的文章中，从未出现过这个名字。在以往的文坛中，似乎也未听说过这个名字。那么，为什么晚年的孙犁先生突然思念起了文会呢？
晚年孙犁先生的文章，基本分为回忆写人和读书笔记这样两大类，所谓“芸斋小说”，其实也归属前者。关于写人，在《曲终集》中，有一则短文《我的戒条》，孙犁先生明确指出，有两类人不写：“不写伟人，伟人近于神，圣人不语”“不写小人……于作者，是污笔墨；于读者，是添堵心”。所以，晚年孙犁先生，在回忆中书写的人物篇，是文坛故旧、乡里亲朋和平凡的普通人这样三种。前者有《忆康濯》等，中者有《乡里旧闻》等，后者有《记秀容》等。
文会是这三种人中哪一种呢？我读《思念文会》后，觉得说是上述三者中之一，是，又不是；可以说是这三者的结合吧。同为乡里，同为少时参军，属于乡里加战友，并非纯属乡里；爱好文艺而转业地方文艺团体，又爱好文学写作，且常有交流，也应该属于文坛故旧，只是他从未写出过什么东西，和康濯等文坛风云人物似乎又不相同；看他的命运，更像一个普通人，但以他的资历看，他绝对又不是一个普通人。
在孙犁先生晚年忆旧写人的篇章中，这一篇《思念文会》极为特殊，似乎很少有人论及，几乎湮没在《曲终集》中。
孙犁先生为什么要思念文会？
在《思念文会》中，可以看出文会病逝得早，孙犁先生说当时“心情不好，也没有写篇文章悼念他。”那么，事过经年，为什么忽然想起了文会，写成此文呢？是什么缘由？或者，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因素？值得细细品味。
这篇《思念文会》，孙犁先生勾勒出文会的这样几段人生轨迹，虽是粗线条，但很清晰：少年参军——因爱好文艺，进城后转业到地方文艺团体当领导——结婚之后，家庭负担，因受刺激，“一度神经失常”——顽强写作，却始终没有成功——“文革”之后，半身不遂，过早病逝。
这样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悲剧。如果这样写，以此怀念故人，自也有其意义。但是，仅仅这样写，恐怕就不是孙犁先生的文章了。孙犁先生如此思念文会，肯定有其特殊的意义在，而不会只是我们常见的悼念文章中生命过程和交往过程流水账式的回顾。
仔细读这篇《思念文会》，会觉得很有意思。和以前白洋淀风格完全不同，孙犁先生晚年文字，删繁就简，剔除所有抒情描写等铺排的臃赘，而愈发瘦骨嶙峋。在文字的骨缝之间，尽显象外之意，有清风或冷风吹过。这就是孙犁先生自己所说的：“人越到晚年，他的文字越趋简朴，这不只与文学修养有关，也与把握现实、洞察世情有关。”这是孙犁先生的自觉追求，其味道和嚼头，便也在于此：把握现实、洞察世情。如《思念文会》这样的短文，虽说是怀人之作，但是，孙犁先生并不是把它当作叙事体详尽去写，而是把它当作绝句来对待的，凝练的文字中，浓缩着节制的情感和思绪，乃至弦外之音。所以，需要文本细读。
我们先看，文会资历不浅。孙犁先生在此，只写了这样一笔旁白：“他如不转业地方工作，生前至少已成为副军级无疑。”
可文会爱好文艺，非要早早转业，孙犁先生在此，也只写了这样一笔旁白：“地方文艺团体，这不是成全人的所在。”
两处均是惜墨如金，点到为止，却有余音。如果文会没有转业，依旧在部队，会是如何的一种命运结局？孙犁先生绝不深说，却是在旁白中两相对比，将一个人命运的转折，与一个人的性情性格，以及环境等诸多因素所造成的世事茫茫难自料的不可知性，如此密切相关，勾勒得骨感清晰而尖锐，让人喟叹。
进城后的家庭生活，也是文会命运变化转折的因素之一。除“老母多年卧床不起”外，孙犁先生加了一笔：“文会进城不久就结了婚，妻子很美，家务事使他分心不小。”进城不久结婚——妻子很美——家务事分心，这三者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孙犁先生没有写，留白甚多，却足可以让我们想象得到，一定是发生过什么样的变故和刺激，否则，文会不会达到“神经一度失常”这样严重的地步。
文会是因为爱好写作才转业的。但是，他“在创作上无主见，跟着形势走，出手又慢，常常是还没定稿，形势已变，遂成废品。”孙犁先生说：这“成为他写作的一个特点”。指出文会为文失败的原因。
孙犁先生又说：“他的用心是好的，出发点是真诚的，费力不讨好，也是真的。那时创作，都寻正途——即政治，体验，创作。全凭作品影响，成功不易。”其“正途”二字，既是对文会为人品性的表扬，也含有对当时文坛的感喟。后一点，有弦外之音。
这个弦外之音，是这篇文章的关键之处。我猜想，如果没有这样一点弦外之音，也许孙犁先生不会写就这篇文章。有了这样一点弦外之音，才让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寻常见惯的怀人之作，而蔓延出文会个人命运之外，而对人生、对文坛，有了针对性的现实意义。
这样的意义，在我读来，有这样两个方面，即孙犁先生所强调的“把握现实、洞察世情”：
一是把握现实，即对文坛所存在的不良现象的批评乃至批判。在论及文会那时创作虽是失败却归为正途之后，孙犁先生紧接着书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今天则有种种途径，如利用公款、公职、公关，均可以使自己早日成名。广交朋友，制造舆论，也可出名。其中高手，则结交权要、名流，然后采取国内外交互哄抬的办法，大出风头。作品如何，是另外一回事。”数点这一切，恰非正途。“正途”二字，才有了对于今天的分量。
这是这篇文章的骨头。在这里，孙犁先生指出的利用公权力、结交权要名流乃至资本力量造势、相互吹捧哄抬乃至日后出现的站台吆喝，这样三种现象，在当今的文坛上，不是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吗？
二是洞察世情，即对朋友的慨叹。在这篇文章中，孙犁先生前后两次提到“好人”的概念，他称赞文会“外表粗疏，内心良善，从不存害人之心，即此一点，已属难得。”“现在越来越觉得文会是个大好人，这样的朋友，已经很难遇到。”一次说“已属难得”，一次说“很难遇到”。这样的话，在孙犁先生的怀人文章中，很少见到，由衷的赞赏之外，更有深深的感喟。
晚年孙犁先生的文字中，有不少论及友道。这和他的切身经历有关，特别是“文革”中所见曾经的风雨故人反目成仇、由友为敌的变化中，有着一般人难以品尝到的滋味。孙犁先生曾经对简化字“敌”有过这样锥心刺骨的评论：“自从这个‘敌’被简化，故人随便加上一撇，便可以变成‘敌人’。因此，故人也已经变得很复杂了。”只有读过孙犁先生这样的文字之后，再来读《思念文会》，看他在文中称文会是大好人，而且，“已属难得”“很难遇到”，才能够格外体会到其中的意味。好文章，是朴素的，是大味必淡的，是意在笔外的。
转眼到了孙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了。谨以此文表达我深深的怀念。
钓鱼
张世勤
当一位年近八旬的老者，坐在渭河岸边用直钩钓鱼的时候，风平浪静之下，一场巨大风暴已经开始酝酿。
历史上的姜子牙确有其人，有据可查的子嗣众多。本属凡夫肉胎的他，却因超凡的智慧和功德，在当世叱咤风云，被后世捧为圣者。一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更是赋予了他“封神”的权力。他身披杏黄旗，手执“打神鞭”，成为不是“神”的“神”，成为比一般神还要阶高的“神”，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神”。这也是东方“神”区别于西方“神”的一个明例，“神”既高高在上，但也朴实地生活在我们身边。姜子牙“封神”，不是宗教，不是迷信，是东方独有的文化形态。
但凡超人，必有超凡的举动。他的出场方式极为独特，也绝无仅有。选择用直钩钓鱼，正常人想不到，年轻人做不来，不仅渭河里的鱼不适应，整条渭河也不会搞明白。盘古开天以来，就没有人这么干过！不是疯人，却选择这种乖张行为，足以说明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垂钓。既然七十多年都已经隐忍了，此时的姜子牙肯定坐得住。我们能想象，当时高天上的流云如何倒映河中，远处的金戈铁马如何正在烧红历史的天空，社会缝隙中正是人仰马叫。只有胸中藏满风暴，脸上袒露从容的人，方才体现出高蹈者的气象。
帝辛并不知道自己将是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身边人更不敢如实告诉他，外界早已为他送上“纣王”的侮号。因此，他仍然沉浸在自己无尚聪颖、口才好、气力大、智慧高的一派歌舞升平和欢乐祥和之中，都城朝歌的文娱生活已具相当水准。但当穷兵黩武、严刑峻法、酒池肉林这些词汇和他连结到一起的时候，显然他距离覆灭已经不远了。
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因为无论东方历史、西方历史，还是古埃及的非洲历史，都总习惯在关键节点，找出一个女人来，很巧，妲己已没法推辞。只要她愿意以狐狸精的身份出现，历史会多少松口气，不用再担心传奇性和精彩度。历史是自己的，但更多时候，也是当事者和后继者共同创造的。
明白了这场钓鱼的背景，也就明白了姜子牙的用心。姜子牙并不是简单地坐在渭河边上，而是坐在岩浆欲要喷发的火山口上。姜子牙的鱼竿并不是简单地伸进了浑黄不清的渭河，而是伸进了一条波谲云诡的历史长河。周文王是鱼，周武王是鱼，商纣王是鱼，妲己也是鱼。因此，他轻轻一甩，鱼线就能从纣王和妲己的头顶上飞过去。他的抱负是钓出一个更理想的时代，他实现了。被孔子推崇备至的周礼，从此开启了又一个全新的文明进程。
三千多年过后，再未见一个敢于用直钩钓鱼的人。历史长河里真正的鱼并不是很多，姜子牙不得已，只能把自己变作一尾鱼，任凭后人钓过来，钓过去。
乐者寿（国画）吴天成
原标题：《王必胜：编书苦乐说散文
《孺子牛》文学副刊3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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