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再谈三门峡的教训与相关讨论
：关于重大公共决策中官员、专家与公众之间的互动问题，的确是至关重要。年我与某专家曾就三门峡问题有过一场论战，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案例。当然，我不是专业人士，行文中恐怕难免错漏，欢迎大家批评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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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博先生赞成理性地讨论治水问题，我非常欣慰。因此在网上拜读他对我进行批评的高论后即建议《经济观察报》发表此文。我本是行外人，虽因早年经历，对水利水电素有兴趣，毕竟所知有限。惟当今一些“水争论”事关重大，而一些谬见又过于明显。略陈管见，本为实践“对于重大公共决策，利益相关的外行与无权者有质疑问证之权利，而内行、有权者有举证释疑之责任”耳。一得之愚或有，错误疏失难无。例如就在他批评的这篇拙文交稿后我就发现其中有一差错：我把紫坪铺与杨柳湖两坝的主从关系记颠倒了，虽然当即发去修正稿，但前稿已经付印。尽管这不影响全文的立论，但我还是非常欢迎读者、尤其是水电行内的方家来“挑刺“的。
然而不必讳言：读过水文我也颇为失望：我确实有的差错他并未指出，而他对我的批评，我几乎都难以苟同。也许因为水博先生自诩内行，十分自信，因此许多问题都直述观点，论证则语焉不详。我这个外行没他这么自信，只好刨根问底，论证就不免多费笔墨。
大问题且不说，先谈水文提到的具体事例吧。今年是黄河历史上两个重要的周年：年3月15日黄河花园口复堤，黄河回归故道，从此“安澜”至今，整整六十周年。年4月13日黄河三门峡枢纽工程开工，至今恰值半个世纪。我们就从三门峡谈起。
关于“水灾搬家有理”论
水文批评我对三门峡工程否定太多。他说“黄河下游的人口密度绝对是高于渭河平原”，而且渭河水灾是内涝，而黄河下游是地上悬河，一旦洪水破堤就是“灾难性毁灭”。因此三门峡的“水灾搬家”在他看来就是不小的成就。他认为三门峡防洪的“关键作用”“完全是有数据可查的”。而三门峡因为重大错误导致绝大部分原设计库容无法使用似乎反而是好事：“正因为三门峡平时不敢在正常水位运行，所以，在洪水期间能够发挥的防洪作用反而更大”。
而他对这一切给出的证明就是那段我们早已熟知的套话：过去“黄河三年两决口，而解放后50多年再也没有大决口”，这就证明三门峡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重要”。他还说，如果三门峡不好，那就应该“炸掉它或者废弃它”。而事实上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改建了它，这就证明它是好的。
我认为这些说法太过牵强。
首先应该指出一个“小错误”：水博先生也许对水电是内行，但他似乎不懂地理，以至把“人口密度”与人口总量混为一谈。拥有整个黄河流域最大都市——西安市的渭河平原面积虽不是很大，但人口肯定超过流域内任何面积与它相当的其他地区，亦即它的人口密度的确是整个黄河流域最大的。至于“黄河下游”本是个“线”而非“面”的概念，无从谈论“人口密度”。如果水博先生指的是黄河流域在三门峡以下的部分，那它主要就由伊洛沁诸河流域山区、三门峡－桃花峪间的峡区和桃花峪以下南北两堤间的滩区所组成，这些地方不要说人口密度肯定低于渭河平原，人口总量也未必多于后者。更不用说三门峡“防洪”对这一“下游”地区中的相当部分（伊洛沁山区和三桃间峡区）并无意义。当然，如果水博说的是桃花峪以下、两千多年历史上黄河水灾曾经波及的、北至天津南达淮河的整个黄淮海大平原（已经远远超出了今天“黄河下游”的流域范围），那这片广大地域上的总人口当然超过渭河平原，但“人口密度”仍然未必大于渭河平原。
关中平原
更重要的是：黄淮海平原比渭河平原人口总数多，就能证明“水灾搬家”是有理由的吗？首先这种不讲协商而居高临下地决定人们命运、“为多数牺牲少数”的想法就有失蛮横。按照这种逻辑，五个人抢劫一个人以分肥不也是“多数牺牲少数”吗？那也是好事了？何况包括西安市在内的渭河平原就算人口不及大黄淮海，比古今中外人们所能设想的任何蓄滞洪区可都要多得太多了！把这样一片“金城天府”之地作为蓄滞洪区来保护“下游”，这设想是否太“宏伟”了点？当年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总理曾批评这种“水灾搬家论”：“关中平原不仅是农业基地，而且是工业基地，不能只顾下游不顾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肯淹关中……做不好，上下游都受害怎么办？为什么不从另一方面想想？如果三门峡水库淤满了，来了洪水，淹了上游，洪水还要下来。遇上伊、洛、沁河洪水，能不能保证下游不决口？”
老实说，当初三门峡在那种“宏伟政治”的压力下上马，尚且没把这种“水灾搬家”作为理由。当时只有黄万里等人把“水灾搬家”作为反对上马的理由之一，而决策者则否认会有“水灾搬家”这种“成就”。恐怕双方都始料不及的是：当初反对者预言的灾难被证明之后，今天的歌颂者居然反过来以此作为“成就”，作为肯定三门峡的理由了！
黄万里
“渭河轻灾论”与黄河下游“三年两毁灭”论
即便不做上述价值判断，从事实判断出发，水博先生显然也是错的：他严重低估了渭河水灾的危害，同时又大大夸张了“黄河下游”的水灾程度。
渭河水灾只有内涝吗？治水人都应该知道渭河本身作为黄河最大支流，其流量还大于干流的许多河段，它就没有“洪水”和“决口”的问题？的确，渭河平原历史上这一问题本不突出，渭河本身也从来不是“悬河”。但自从三门峡工程造成渭口及下游河道灾难性淤高（最严重时一直淤到距西安仅30余公里处）之后，渭河防洪形势明显恶化，下游局部河段已势成“悬河”。由于下游河道淤积泄洪困难，出现“三五年一遇的水，五十年一遇的灾”。如最近一次年渭河洪灾，就造成渭堤多处决口，生命财产损失惨重，甚至渭南市领导视察灾情的船都被洪水冲翻，领导获救而随行记者牺牲。
我们知道关于年渭河洪灾的成因是有争论的：陕西方面以及北京的一些水利权威与官员认为改建后的三门峡仍然继续淤高渭口，造成恶果，因而主张“彻底废弃”三门峡。而河南与三门峡方面以及像水博这样的水电界人士则认为改建后的三门峡已经不再加速淤积，不能把这场灾难归咎于它。但即便按照最有利于三门峡的后一种说法，也只能说改建后三门峡不再增加新祸，却不能说它消除了改建前的旧祸。对于渭河这种浅漕宽滩的河道而言，淤高五米意味着什么，治水人能不懂吗？如果不是“旧三门峡”造成渭口淤高如此之多，渭河能沦为今天这副模样吗？
渭河大水过后
再说“下游”，水文说过去黄河“三年两决口”，而且一决口就是“灾难性的毁灭”。的确，这些年我们被不厌其烦告知当年花园口决口的惨状，然后就是“三年两决口”的总结（往往还附有数据说是两千多年决口多次）。以此反衬今天治河成就的伟大，而且为此付出无论什么样的代价似乎都不在话下。然而令人怀疑的是：如果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上黄河每三年就有两年遭遇那种非寻常洪水可比的“灾难性毁灭”，那里还适合人类生存吗？一个辉煌而悠久的伟大文明怎么可能在这样恐怖的地方成长并长期延续下来呢？
年花园口决堤老照片
其实早在年，当年因坚持真理而受打击并因此得到包括水博在内的人们普遍尊敬的治河专家温善章先生就曾批评过以往由于某种原因极力夸大历史上黄河决口灾害的种种说法。他指出黄河下游的“悬河”灾害频繁是世所公认的。但灾害程度并不象以往所说的那样严重。过去对黄河下游洪灾有很多失准、夸张之词，妨碍着客观认识黄河，并导致很多错误的观念和决策。
温文以确凿的论据证明：以往“三年两决”之说，是把同一年同一汛期的多次决口都算上的（例如长江年洪水，在湖北簰洲、江西九江等地也多次决口，是否因此可以说90年代长江“三四年一决口”呢？）。而客观考察决口频率应该按决口年计算。这样黄河从西汉至年花园口灾难的两千多年，决口频率应是五年一次。这两千多年中黄河决口频繁主要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但即使明清两代也不是三年两决，而是两至三年一次。
更重要的是：宋以后决口频繁的原因除长期高强度农业垦殖加剧水土流失导致来沙增加外，还与更直接的“人祸”有关。如宋金战争时以水代兵，掘河南泛，明清两代为保漕运而迫黄夺淮。以往对这种“人祸”产生的严重灾害，不加区别全归之于黄河本身，影响了黄河的形象。其实从地势看，黄河南行害大，北行害小。人为的长期迫黄南侵是黄河近古以来成为“害河”的重要原因。不妨设想，若元明时代借北决机会早改黄河北行，其决口灾害就不会象年以前长期夺淮南流时那样严重。
历史上的黄河改道
而且，除年花园口那种大改道外，历史上黄河决口的淹没面积，一般比淮河、海河一次大洪水的淹没面积小的多。然而其灾害之所以比淮、海河闻名，固然与决口频繁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因为黄河决口后不能自行归河，以致造成漕运中断，为保漕运，势必进行堵口，这是当时国家的一大动作，要惊动皇帝、引起朝议，记入史册。
事实上，历史上黄河死人最多的两次决口都是纯粹的“人祸”，即年水淹开封和年河决花园口。但即使这两次、尤其是年那次灾难的程度也被夸大了。以往流行的年黄泛淹没面积5.4万km2和受灾人口万人之说是经不住深究的，根据当时详细的淹没界线图量算，淹没面积应为1.3～1.5万km2。受灾人口按当时的人口密度推算，不超过万。
年黄泛区
温善章尤其强调：现在黄河下游堤防的防洪标准已非昔日可比，决口很少可能。即使不幸决口，其灾害的可控性也非历史时期可比。现在决口，如不想借机改道的话，堵复时间比历史上的堵口要快的多，不存在改道的问题，也不会象年花园口扒口那样泛滥九年之久。决口出河泥沙压地毁田面积也小，其损失是有法估算的。另外，若在花园口至开封河段实行强南堤、弱北堤，遇超标准洪水，有计划地决北堤舍北保南，淹没面积还会减小，而且可以保证现在决口不会像历史上那样，既不会乱淮河，也不会乱海河，淮、海河流域受灾也只是局部地区，这是由于黄河洪水峰高量小的特点决定的。
三门峡防住了哪一次决口？
作为历史学工作者。我认为温善章先生的分析很到位。实际上，过去在黄河“悬河”状态不明显时，黄河决口与一般河决并无不同，即便在黄河已明显成为悬河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决口也只是部分洪水决堤而出，主流并不改道。这种决口也还是一般性灾害。真正像年花园口那样决口导致全河改道酿成巨灾的，在两千多年的黄河史上实属罕见。而且其中最大的两次都是人为决口造灾。
其实，从常识也可以判断“三年两决口”和“决口即毁灭”必有一谬：如果不是全河决出以至改道，那就是一般水灾而非“毁灭”。而全河如果改道，新河肯定不是悬河，要再淤出一条新的悬河来岂是几十年的事？三年两决口而且每次都是悬河全决造成“毁灭”，怎么可能？一般宣传之言，为政治目的哄哄外行倒也罢了，以“科学”自许的“内行”水博先生怎么也这么不严谨？
其实，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水灾搬家”与其说是以小灾除大灾，不如说是把可逆的“偶灾”换成了不可逆转的“常灾”：正如温善章先生所言，今天黄河下游万一发生一般性决口，堵复并不困难。然而三门峡工程对上游渭口的灾难性淤高却再也降不下来了——吊诡的是：这个恶果的不可挽回反倒成了保留三门峡大坝的理由：今天像水博先生那样的三门峡维护者一方面强调改建后的三门峡已不再增加新的危害，同时还可以多少发挥点效益，另一方面则强调渭口淤积不可逆转，今天即便炸掉三门峡大坝，潼关高程也不可能回复原位了。
前一点仍有争议，因此废弃三门峡的呼声仍然存在，而后一点人们只能徒唤奈何。的确，如果炸坝能换回潼关高程降到原点，三门峡大坝不会存在到今天！真是“聚此九州铁，铸成一大错”。水博先生所谓“无法估量的重要”如果用来形容此恶果，倒真是贴切呢。
当然，说历史上黄河下游并非“三年两毁灭”，并不是说下游防洪不重要。问题在于三门峡对此有何作为？水博先生说三门峡防洪的“关键作用”“完全是有数据可查的”。老实说，笔者还真查阅过《三门峡志》和明珠集团网站上的资料，那里的确有不少某年汛期水库如何调度的数据。然而所有这些数据没有一处证明：如果没有这样调度下游就会决口。请问水博先生的锦囊中可有这种数据吗？
事实上，三门峡工程建成前黄河曾经多次发生比三门峡建成后历次洪水更大的洪峰，如年洪峰流量曾高达立方/秒，比三门峡工程启用后至今最大洪峰（年达到0立方/秒左右）大得多，但下游堤防安然无恙。年黄河又发生0立方/秒洪峰，那次没出事常常被算作三门峡的功劳，其实那次洪峰是三门峡下游暴雨造成，虽然据说水库曾有“滞洪”运用，但当时上游来水本来不大，没有水库洪峰也不可能达到年的水平，因此这次“安澜”与三门峡水库“防洪”谈不上什么关系。相反它倒是既证明三门峡防不了这种洪峰，也证明下游堤防完全足以抗御这种程度的洪水。
除此以外，三门峡启用后从未遇到更大的洪水。因此我问“几十年来哪一次水灾是靠三门峡防住了的？”这个质疑完全有效。水文说我“不大了解事实”，那就请以“事实”来回答我的质疑，而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照我看，三门峡歌颂者对于防洪唯一可能拿出（虽然水博并未拿出）的事实，就是历史上黄河也发生过决口洪峰小于三门峡启用后未决口洪峰的情况。事实上，我们如今歌颂“成就”的许多场合都可以看到这种逻辑。但是我想标榜“科学”的水博先生不会不明白这种逻辑的不可靠。比较是要讲可比性的。其他条件基本相同，而无三门峡时未决口洪峰可以大大超过三门峡对付过的最大洪峰，这就足以质疑三门峡“防洪”说。而其他条件不同时无三门峡决口洪峰或许小于三门峡对付过的最大洪峰，却远不足以证明三门峡“防洪”有效。更一般地说：某一临界洪峰无三门峡时必决而有三门峡时或可不决，则不决之功是否归三门峡还要看其他条件是否相当。但有无三门峡都或可不决就不能说是三门峡之功。若这种临界状态下无三门峡必决、而有三门峡则必不决，那就应该是三门峡之功了。请问迄今的“事实”属于哪一种情况？
60年安澜是三门峡之功吗？
三门峡水库
至于水文以年以来黄河的“安澜”归功于三门峡，就更不合逻辑了。年三门峡改建后使用至今安澜30年如果可以证明修建三门峡之必要，那－黄河安澜26年是否可以证明三门峡工程是根本不需要的？
历史上黄河安澜与否取决于许多因素。一般地讲，黄河来水多，洪灾频率大，来水少则洪灾频率小。最近50年来由于气候变化来水减少加上中上游用水截引剧增，下游来水更少。因此洪灾少了，断流之灾却发展到历史上空前的严重。这是三门峡之功吗？
年以后中国进入了长期和平时期，过去那种“以水代兵”、“黄泛战争”、“归故战争”等等因政治斗争制造或加剧水患的因素不复存在，堤工与河防组织完备、动员加强，因而明显降低了水患发生率，提高了抗御力。这是三门峡之效吗？
更重要的是长时段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宏观过程影响。年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大家谭其驤先生提出民族迁徙导致的退耕还牧使汉唐间黄河安流年之说，认为“王景之后竟能出现千年之久长期安流的局面，关键不在于下游修防工事的得失，而在于中游土地利用情况的前后不同。”
后来40多年间自然与人文各学科学者就此颇有争议。邹逸麟、陈志清支持谭其驤的观点。王子今、段伟认同谭其驤指出的现象，但认为王景治河成效和这一时期气候寒冷、黄河流量减少、中游地区植被恢复都是原因。而任伯平、赵淑贞反对谭其驤的“年安流”说，王尚义更认为东汉以后黄河中游的游牧化是恶化而不是改善了黄河河情的环境基础。但他们虽反对两汉之际河情改善之说，甚至认为东汉较之西汉更为恶化，然而对整个这一千年中河患轻于唐宋以后的大判断仍是认可的，而且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某次工程不如说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宏观互动（尽管不同的论者对互动的机制，如农有利还是牧有利，有相异乃至相反的看法）。下面是不同论者给出的几组有代表性的统计：
显然，尽管这些论者在许多问题上有争论，但无论按哪一方的判断，黄河历史上非工程原因而几十年安流的现象并不少见。而且正如温善章指出的，历史上黄河北向入渤海时期要比南向夺淮入黄海时期河患轻。当然，黄河夺淮年后，年再度北徙至年的这个时期，河患比水灾频仍的夺淮时期不仅未减，反而加重了。这应当说与清末民国的这一时期战乱不绝、以至新河堤防体系迟迟不能完备有关。年以后的长期和平时期完善了堤防，黄河遂回复历史上北徙时期河患较轻的常态，又恰逢历史性的来水锐减时期，加上现代护堤技术与动员能力的运用，黄河得以安流至今。这与三门峡有多大关系？
“不敢”使用库容，“防洪作用反而更大”？
尤其滑稽的是水博先生居然说：“正因为三门峡平时不敢在正常水位运行，所以，在洪水期间能够发挥的防洪作用反而更大。”这逻辑真是太奇妙了！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把这种逻辑贯彻到底：如果当初根本就“不敢”建三门峡，是否更是“防洪作用反而更大”呢？
其实我猜他想说的意思是：正因为三门峡启用后出现灾难性后果使人们“不敢”再像原来设想的那样运用其库容拦洪防灾，所以改建后的“库区”常常几乎是空的，但如果万一真遇到毁灭性的超记录洪水不得不鱼死网破舍命一搏时，由于库区空空正好拦洪，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三门峡如此建功立业的机会其实极小，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有过。万一将来真遇到这种情况，以三门峡初建时的库容或许还可低档，现在库容已淤掉一半，将来碰到那种情况时还管用吗？谁也不敢说吧！
三门峡水利工地老照片
就算管用，这样的一搏等于拿关中做蓄洪区来救下游。如果灾难真的大到了必须作出如此牺牲的程度，那正如温善章所言，到时选个损失相对小的地方主动决堤分洪不也同样能达到以鱼死换得网不破的结果吗？何必要提前几十年先付出如此代价来搞这样一个到时不知是否真管用的大工程？
其实，三门峡现行的“蓄清排浑”运行方式，说穿了就是截留枯（清）水，敞泄洪（浑）水。这虽然有利于保持库容缓阻库区淤塞，但显然与当初拦洪抗旱的初衷完全南辕北辙。网上曾有“外行”网友质疑这样运行还谈得上什么防洪？的确，如果仅从保持库容着想，蓄清排浑并不是什么需要高深学问才能想出的点子。问题在于如果同时还想兼顾防洪，那的确就是“世界级难题”。我国水利专家殚精竭虑设计的方案确实很杰出。问题在于基本逻辑的冲突决定了再杰出的方案也只能是这两者的各自让步，而不可能是两者的互为增益。简单地说就是“蓄清”并非全蓄，而是在并不高的水位下就要放水以便多少能够维持下游冲淤、用水和发电。“排浑”也不是老排，遇到特大洪水还是要“拦浑”的。但是由于一拦就淤，拦后再排又会“小水拉大沙”导致下游淤高，所以只能在特殊大灾时才能这样做。
“蓄清排浑”下三门峡运行的新规则明文写道：“三门峡枢纽的主要任务是防御特大洪水，对一般洪水不拦蓄”。而所谓“特大洪水”的定义，该规则明确为超过立方/秒的洪水。如前所述，这样的洪水在年遇到过，那时没有三门峡大坝，却也并未决口。而有了三门峡以后我们还迄未再遇如此洪水。而对几十年来经常发生的“一般洪水”，原先三门峡是许诺要防御的。改建后的方案就算还多少保留了一点防洪功能，但是正如这样运行下的发电能力已经只及原先设计的一个零头一样，它的防洪能力不要说与原先设想的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与“老三门峡”成祸后首先出台的治疗方案“滞洪排沙”相比，也大大减弱了。
总体上讲，从原先的“蓄洪拦沙”到“滞洪排沙”再到“蓄枯排洪”，就是一个在严酷现实面前不得不一步步放弃防洪功能（以及其他功能）的过程。事实上，如今的一些宣传也只说这种方式能够使三门峡在尽量保住库容的同时“适当发挥”一些“削峰滞洪”作用。象水博先生那样断言三门峡如此改变后“防洪作用反而更大”的话，似乎只有“外行”才敢说吧。
还必须提到的是：近年来由于对“少水少沙多淤积”危害的反思，水利界对过去一味强调的“防洪”这个目的本身已经有了新认识。人们现在感到洪水、乃至“大洪水”的好处：“靠大洪水特别是高含沙大洪水漫滩来进行淤滩涮槽，对改变二级悬河的形势是非常有利的”，遗憾的是“大洪水发生的几率很小，可遇而不可求。”这样看来，“新三门峡”防洪能力孱弱似乎反倒值得庆幸了？但是如果这样，根本不修三门峡岂不更好？(未完待续）
谭其驤工作中
文章刊发时删去注释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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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更一图：秦老爹赶稿子
金雁/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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