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环境变化之争

作为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黄土高原的环境变化过程虽然是几百万年来的地质现象，但在近万年内尤为剧烈。这表明在此阶段，人类活动是引起黄土高原环境变化的主要因素，即人类对全球变化的影响更为重要。学界对此进行了长期探究，但在历史时期植被演替和环境变化、历史地貌变迁和土壤侵蚀、历史时期土地开发和黄河变迁等方面存有争议。

第一，植被演替：森林景观说和草原景观说。

自19世纪后半叶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渭河流域厚层黄土上无林的观点后，丁文江、杨钟健等提出与之相近或相左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就黄土高原的植被演替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史念海率先提出黄土高原森林说，即历史上的黄土高原有大量森林分布，并存在显著演变过程（《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地理》年创刊号；《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年第1期等）。陈加良、文焕然，鲜肖威、陈莉君等学者进一步丰富深化了森林说（《宁夏历史时期的森林及其变迁》，《宁夏大学学报》年第1期；《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环境演变》，《西北史地》年第2期）。

黄土高原森林说的提出，推动了学术界积极开展黄土高原历史植被演替过程的研究。相关学科研究者从古气候环境、植被地理学和环境科学等角度提出“黄土高原草原说”。其中，戴英生认为古代黄土高原的植被应当是草原（《从黄河中游的古气候环境探讨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问题》，《人民黄河》年第4期），侯学煜认为应为森林草原（《中国自然地理植物地理》，科学出版社年版），刘东生等认为黄土高原塬面上多万年以来多呈现为草原景观和稀树草原景观，没有大面积的森林植被（《史前黄土高原自然植被景观：森林还是草原？》，《地球学报》年第3—4期合刊）。王守春等认定黄土高原核心区域的“植被为疏林灌丛草原”（《论古代黄土高原的植被》，《地理研究》年第4期；《古代黄土高原“林”的辨析兼论历史植被研究途径》，《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一集）》，地质出版社年版）。不过，至世纪之交，王守春重新肯定“黄土高原森林说”（《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序”，黄河水利出版社1年版）。

可以说，史念海的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植被问题，是在我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重大政策的背景下提出的。这恰恰反映了历史地理学科“有用于世”的思想，即从历史地理学科的研究视角出发，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向导，提出国家未来发展中亟须解决的科学问题，发出改革开放之初的学术强音。

第二，水土流失：侵蚀的历史问题与人类影响因素。

20世纪70年代，史念海提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成因是“黄土本身特性、新构造运动性质、古地形特征及流水等外营力”等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周原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年第3期；《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地理》年创刊号）。张洲、王元林等通过对周塬、董志塬等黄土高原典型地区的研究支持史念海的观点（《周原地区新生代地貌特征略论》，《西北大学学报》年第3期；《历史时期黄土高原腹地塬面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年增刊）。这些研究多借助历史遗迹进行合理探索，但未能体现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貌变迁的全貌。

与史念海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如景可、陈永宗等认为，黄土高原自中更新世时已存在土壤侵蚀，并将人为作用参与下引起的侵蚀称为加速侵蚀（《黄土高原现代侵蚀与治理》，科学出版社年版）。陆中臣、袁宝印等认为，黄土高原现代侵蚀以自然侵蚀为主，约占总侵蚀量的70%（《黄土高原遥感调查试验研究》，科学出版社年版）。

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对水土流失成因仍存有明显争议。如龙翼等针对陕北子洲县黄土洼古滑塌区域的沉积环境（《陕北子洲黄土丘陵区古聚湫洪水沉积层的确定及其产沙模数的研究》，《科学通报》9年第1期），王晗等针对陕北黄土高原的自然侵蚀和人为加速侵蚀（《清至民国洛川塬土地利用演变及其对土壤侵蚀的影响》，《地理研究》年第1期等），姚文波等针对陇东彭原沟（《西晋以来彭原古城附近沟谷的演变与复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年第2期），解哲辉等针对神木县东山旧城冲沟（《黄土高原历史时期沟谷侵蚀量计算方法探讨》，《地球环境学报》年第1期）等进行了大量个案探索。

从最近20年相关研究来看，研究者有意识地加强对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利用，进行全面、系统、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在研究地域范围上也逐步深入黄土高原不同地貌类型区，细致研究地貌演变和土壤侵蚀过程；在研究手段上则是采用多种定量指标，使研究的深度、结论的可信程度、成果的应用价值增强，以提高研究的说服力。

第三，黄河变迁：土地利用方式差别说与自然因素主导说。

与黄土高原研究息息相关的是历史时期黄河变迁的相关研究。谭其骧于20世纪60年代初将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人类土地利用方式与黄河下游水患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学术月刊》年第2期）。随后，任伯平、邹逸麟、王守春、赵淑贞等学者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相关论证。世纪之交，王尚义认为少数民族畜牧生产对黄河中游地区自然植被起到破坏作用，以至于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灾情也更为严重（《两汉时期黄河水患与中游土地利用之关系》，《地理学报》3年第1期）。

洪业汤等基于黄土高原自然特性，提出黄土的侵蚀、搬运和沉积过程及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是一种自然环境地质现象（《黄河泥沙的环境地质特征》，《中国科学》（B辑）年第11期）。郑景云、郝志新等重建与分析黄河中下游地区降水变化（《黄河中下游地区过去年降水变化》，《中国科学》（D辑）5年第8期）。潘威、郑景云等推断20世纪末出现的黄河下游断流首先是气候变化的结果（《年以来黄河上中游汛期径流量变化的同步性》，《地理科学》年第9期）。费杰等对渭河平原地带的盐湖变迁和人类活动等问题展开研究（《環境の変遷と人類の活動を背景とする渭河平原における塩湖の退化と枯渇》，《学習院大学国際研究教育機構研究年報》年第4号；“Populationcollapsesinthepre-modernperiod:casestudyoftheFupingCounty,NorthwestChina，”ChineseJournalofPopulationResourcesandEnvironment,）等。上述研究不再局限于学者的争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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