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一统华夏的昆山玉路下

“玉石之路”是一条非常长的东西交通要道。而“玉石之路”之所以从史前到商再到周发生如此大的变迁除了与交通工具的改变有关之外，也应当与权力中心的转移有着一定的关系。

商代“昆山玉”的传输路径

齐家文化可能对史前玉料的运输起到一定的中转作用。然而对于“和田玉”传入中原地区的时间，学界有着不同的见解。“二里头文化的玉器，种类己相当复杂，计有戈、戚、钱、矛、链、刀形端刃器等武器或仪仗用器;圭、璋、璧等礼器;柄形器、方柱形器、锥形器、臂环等装饰品。”这时候中原地区虽然出上不少玉器，但“和田玉”的数量却不是很多，口前考古发掘出的数量较多的“和田玉”的遗址最早的是在商代。“清代时白羽河彩玉作‘春秋贡’，最好的玉也都作为贡品奉献到朝廷。”

然而，和田离中原按直线距离都有两三千公里，这对于古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尸子》中就有“取玉甚难。而运输和田玉(‘取玉’)的路线，学者们称之为“玉石之路”。对于具体的运输路线，学界却有着一定的争议。

如杨伯达先生认为新疆境内的“玉石之路”分南北两条线路:“南路经民丰、楼兰至敦煌，罗布庄即在这条线上;北路由和闻出发经喀什、库车、吐鲁番至敦煌”，至于敦煌到中原的路径，和丝绸之路的路径差不多，“经河西走廊，越关中平原，出撞关，过豫西、晋南进入中原地区。”

可见，“玉石之路”是一条非常长的东西交通要道。因为它跨越了不同的朝代及不同的族群，所以很难在悠久的历史中一直保持着不变的路线。而随着交通工具的改变以及权力中心的转移，“玉石之路”也会形成具体的不同的路线。

根据《中国出上玉器全集》所收录的材料，出上商代玉器的地点有河南安阳市高楼庄、安阳市妇好墓、安阳市刘家庄、安阳市王裕口、安阳市殷墟、安阳市新安庄、安阳市苗圃北地、安阳市花园庄、安阳市黑河路、安阳市后冈、安阳市小屯、安阳市孝民屯、浚县大责店、郑州市南郊扬庄、新郑市望京楼新村乡、许昌市张乡大路陈村、洛宁县陈吴乡寨子村、淮阳市冯塘乡冯塘村、罗山县莽张乡等，河北省覃城市台西村、武安市赵窑等，山西省灵石县族介村、浮山县桥北，陕西西安市东郊毛西村、西安市演桥老牛坡等。

把以上出上地点排列可见，商代玉器的出上地点大多数集中在华北平原的，陕西关中地区与晋东南的汾河河谷也有零星分布。而“经检测，殷墟商代晚期妇好墓上的件玉器中大多数为和田玉，还有一些帕岩玉和独山玉。”

如果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埋葬玉器的时间为“和田玉”大规模进入中原的起始点的话，那么商都“殷墟”的“和田玉”应该是沿着石家庄的滤沱河一带而来的。其具体路线大致为:安阳一一石家庄(平山)一一代县(雁门关)一一包头一一银川一一中卫。

与史前玉石神话信仰通过黄河水道传播不同的是，商代的“和田玉”运输的主要方式应该是马车之类的陆路运输工具。这表明马车的出现，至少可以上溯到商代中期。不仅出上实物，早期文字也提供了一定的佐证。“殷墟卜辞中多见象形之车字，……此外，还多有作为重要的交通史资料的殷代后期车马坑和车马器等遗迹、遗物出上。”

两周的“玉石之路”

周代出上玉器的地方则有陕西省扶风县刘家东壕丰姬墓、扶风县强家村、扶风县召陈村、扶风县黄堆老堡子村、扶风县齐家村、岐山县王家嘴、岐山县贺家砖厂、凤翔县南指挥村秦公墓地、凤翔县河南屯、凤翔县刘淡村、宝鸡市茹家庄、宝鸡市竹园沟、宝鸡市益门村、咸阳正阳乡秦都咸阳城遗址、长武亭口乡樊罗村、旬邑转角村秦墓、西安市吴家坟、长安县张家坡、长安韦曲、户县城关镇等，山西省闻喜县上郭墓地、绛县横水西周墓地、侯马市西高祭祀遗址、侯马市虎祁墓地、侯马市机运站祭祀遗址、曲沃县晋侯墓地、洪洞县永凝堡、新绛县柳泉墓地、潞城县潞河墓地、长子县牛家坡墓地、长治市分水岭、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地等，河南省三门峡市歌国墓地、洛阳市吉利区、洛阳市北窑、洛阳市东车站花园村、洛阳市中州中路、洛阳市金村、洛阳市西工区、洛阳市铜加工厂、洛阳市唐宫路、平顶山市应国墓、平顶山市溃阳西上岗、光山县宝相寺、浙川县下寺、叶县旧县、淮阳市平粮台、许昌市张潘乡等，河北省邯郸市百家村、河北省邯郸市赵王陵、平山县三汲乡中山王墓、平山县七汲村河北省易县燕下都等，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昌平区白浮村、崇文区永定门外定安里小学、延庆县等，甘肃省灵台县白草坡、崇信县于家湾、灵台县洞山、甘肃省静宁县双崛乡尤付村、礼县大堡子山、陇西县西河滩等，宁夏固原原州区彭堡乡撒门村等。

把以上出上地点排列分析，大致可以分析出其中的儿条路径:1、宝鸡一一彬县一一平凉一一静宁一一会宁一一兰州;2、宝鸡一一彬县一一平凉一一固原一一中卫一一武威;3、宝鸡一一千阳一一陇县一一清水一一天水一一陇西一一兰州;4、宝鸡一一西安一一运城一一临汾一一太原一一代县(雁门关)一一包头一一银川一一中宁一一武威(或兰州);5、宝鸡一一西安一一三门峡一一洛阳一一邯郸一一石家庄一一北京昌平一一延庆一一大同一一包头一一银川一一中宁一一武威(或兰州)。

和田玉在周代已成为朝廷的贡品，因此，“玉石之路”便显得更加繁忙。而典籍记载的一些活动也可以与以上的一些路线互相印证。王仁湘先生的考察可以为此条路线提供一定的佐证。王先生在新疆白玉河畔发现了一块巨石上刻有“大清道光二十一二年山西忻州双堡村王有德在此苦难”的字迹。

而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平原也是早期玉石运输的重要路线，“同时，两条通道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互动。”谷飞先生也认为:“从大的地理环境讲，太行山两侧的通道始终是畅通的，不存在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原文化向北的扩展，北方青铜文化向南的渗透是沿着太行山两侧的通道进行的。”可见，太行山西侧的汾河河谷与东侧的河北平原都是古代文化交通的要道。

《吕氏春秋》中对山河地理的描述也印证了上述一些交通要道的存在。《吕氏春秋·有始》注曰:“峪在弘农绳池县西。井隆在常山井隆县，通太原关。令疵，处则未闻。句注在雁门。居庸在上谷沮阳之东，通军都关也。

”“塞”即为关塞。“峪在弘农绳池县西”，即现在的绳池县黄河一带，它是关中地区前往华北平原的主要通道之一。“井隆在常山井隆县”，井隆靠近现在的河北石家庄一带，通过井隆关则可以把太行山西侧的汾河河谷与太行山东侧的河北平原连接起来。

“句注在雁门”，句注在今山西的雁门关一带，它是连接汾河河谷与河套地区的主要通道之一。“居庸在上谷沮阳之东，通军都关也”，居庸关旧称军都关，在今北京昌平县北，通过居庸则可以将华北平原经桑干河河谷与河套地区连接起来。

由此可见，太行山西侧的汾河河谷、太行山东侧的华北平原在战国时代即己成为了当时的交通要道，而这些路线则可以通过河套地区向西连通传说中的“昆仑之山”。

“昆仑之山”是传说中的神山。《淮南子·地形训》曰它也是出产玉石的地方，“玉出昆冈”、“登昆仑兮食玉英”便是对它真实的写照。昆仑之山不仅出产玉石，也出产一些可以食用的美味物产。《吕氏春秋》中伊尹在为商汤讲述天下的美味时，就提到了“昆仑山”及其附近的许多物产。虽然“凤之丸”、“昆仑之苹”等这些物产带有想象的色彩，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却暗示了当时通往西部的交通要道可能是存在的。诸如“流沙”等一些地名，在今天往往能找到与此特征相符合的地方。

结语

“商代的考古遗址有数十处，而殷墟(位于安阳附近，为商代最后一个都城)所出商代甲骨文中所提名的城邑却达一千左右。它们集中在夏朝以东的区域，即今天的山东西部、河北南部、河南东部、安徽和江苏北部一带。周代早期遗址则分布于华北的西部地区，主要在陕西东部一一中部一带，即渭河中、下游地区。”

从已出上玉器的地点可以看出，商代的玉器出上地点主要集中在安阳殷墟一带。而周代的玉器出土地点则比较分散，但也形成了关中和洛阳(洛邑)两个中心。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开始了春秋战国群雄割据的局面，也使得“玉石之路”的传输路径更加丰富。

而秦王族从西犬丘崛起之后，经历了“九都八迁”的迁徙过程，其迁徙路径从总体上来看是沿着渭河进行的。而在秦的迁徙路径中近年来也时有出上玉器的发现，由此也证明了这条玉石之路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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