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是如何从藩镇和边患中保护心脏地带的

以“关中本位”为立国宗旨的唐帝国，确立了渭河平原在整个帝国中的心脏位置，而位于豫西的洛河谷地，则成为帝国影响与制约东部地区的另一个政治平台。诚然，渭河平原与洛河谷地间的交通联系，并非沟通帝国东、西部的唯一纽带，但两京间的这条“中轴线”，无疑是这些纽带中最为重要的一条。

两京间的中轴线地带矗立着我们将要讨论的河阳、陕虢、同华等几个节镇。和帝国的其他节镇相比，它们不仅统辖着较小的区域，而且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不属于“节度使”额藩镇。不过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事实上，当安史之乱爆发后，关系帝国生死存亡的战役几乎都发生在上述藩镇所在的这一中轴地带（尽管当时还没有成立上述这些藩镇）。它的重要性诚如日野开三郎教授所总结的，它在渭河平原东部构筑了拱卫帝国心脏的两层防线。不过，日野教授的这一结论是在探讨河阳的问题时顺便提及的，尽管他的总结极具战略眼光，但由于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河阳的地位上，因此没有继续讨论这个更具宏观地缘政治视野的问题。不过这却为我们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空间。

中轴线的两端是帝国的两京长安和洛阳。长安的屏障是潼关，洛阳的屏障是河阳桥。日野教授所称的京东的两层防线就是以潼关和河阳为核心构筑的。有关安史叛乱后洛阳的防备及其与河阳的关系，日野教授已有详论。河阳作为黄河天堑上离洛阳最近的据点，经由河阳桥南下，是河北叛军直取洛阳距离最短的通道。因而在安禄山叛乱之初，初至东京的封常清即“断河阳桥，为守御之备”。而因河阳桥的阻断，安禄山便只能从滑州方面渡河，由滑、汴、郑等州迂回至东京，这也正是玄宗在封常清断河阳桥后任命张介然出镇汴州的原因。封常清的“断河阳桥”没能阻止安禄山突破唐军的这第一道防线，而当乾元二年史思明南下后，原本亦欲“断河阳保东京”的郭子仪却最终决定力守河阳。所以当九月史思明在休整后再度南下时，便只能如当年安禄山一样，走滑、濮等州渡河的路线，再由汴州西向袭击东京。而这次，继郭子仪后出任唐军指挥的李光弼，宁愿主动放空东京，也要力保河阳。至于原因，李光弼的想法很清楚：光弼惧贼势西犯河、潼，极力保孟津（即河阳）以掎其后，昼夜婴城，血战不解，将士夷伤。

一年多的河阳保卫战之所以激烈，正是李光弼深知河阳的作用已经不光是屏蔽东京，只要河阳掌握在唐军手中，即使叛军夺得洛阳，它的西进必然要受到洛阳背后的河阳的掣肘。对于史思明来说，这一点他也很明白，因为不拿下河阳，是不可能安稳地踏进第二道防线的。

上元二年春，在鱼朝恩等人催促下被迫进取洛阳的李光弼遭遇邙山大败，河阳等地再次没于叛军。对于叛军来说，河阳的攻克为他们第二次踏进潼关层的防线铺平了道路。这条由洛阳去往潼关的道路途经豫西的多山地带，其中，当道路经过三门峡所在的陕州后，便算进入了渭河谷地。陕州也因此成为这第二道防线的前哨。尽管陕州的地形也并非不利于防守，古函谷关就位于陕州的属县灵宝以南。但无疑，在唐代，它的重要性已让位于西面的潼关。[8]所以当天宝十四载（）封常清兵败洛阳后，他会对其时屯兵陕州的高仙芝说：

“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仙芝乃帅见兵西趣潼关。

而当乾元二年史思明再度进逼洛阳时，东京留守韦陟也曾请李光弼“留兵于陕，退守潼关，据险以挫其锐”。只是当时唐军尚可在河阳与叛军周旋，所以李光弼不愿放弃第一防线，而韦陟的言语也暗示，第二防线的重点在潼而不在陕。

陕州以西的潼关毋庸置疑是第二道防线的核心，同时也是守卫长安的最后一关。上述的哥舒翰事件显示了潼关对于关中防守方的重要性。而就进攻方来说亦莫不如此。比如在此后的朱泚叛乱中，由于时任潼关关使的骆元光及时控扼住了潼关所在地华州，不仅粉碎了朱泚将何望之欲“聚兵以绝东道”的企图，而且也为李晟等人随后的进驻长安开辟了畅道，所以史称：“贼东不能逾渭南，（李）元谅（即骆元光）功居多。”

总之，两京中轴线上的河阳、陕、潼关三据点早在安史叛乱之初即已显示出它们极高的战略价值，而不久后建立的河阳三城、陕虢、同华三节镇就是因这三个据点而扩大成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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